20190516 文/李懷宇

中國通史應按文化寫非依朝代

金庸武俠世界內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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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劍橋大學。(新華社資料照片)

在劍橋大學,金庸除了寫論文,還喜歡和教授們探討學問。他說:「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種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差的。」

接著,金庸的博士論文研究安祿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兒子榮王去抵抗,後來榮王死掉了,歷史上也沒有講為什麼會死,他手下的兩個大將也給殺掉了。金庸說:「這中間一定大有問題,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兩個大將殺掉了。我找了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了,而且他佔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從來不講傳統或憲法,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哪個。中國是不講憲法,講兵權,外國也講兵權,但是外國做得表面上漂亮一點。」

在劍橋騎單車上課

金庸的老師麥大維早已到了退休年齡,為了等金庸把博士論文寫好,特意延遲兩年才退休。而劍橋大學校長對金庸說:「劍橋大學現在你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我們最喜歡。」

金庸在劍橋大學真正讀書差不多兩年。「在劍橋大學,本來我騎單車就很快過去,我太太說:年紀大了騎單車很危險,汽車也不大守規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課,坐的士就很貴,差不多一百塊錢港幣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後來,我去一次,我的老師也會騎單車到我家裡來教一次。」

我問:「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學都拿了榮譽博士學位和教授稱號,還是那麼感興趣到大學讀書?」金庸說:「我到劍橋,目的不是拿學位。我喜歡跟有學問的教授討論問題。」

在我訪問金庸兩年後,他終於在2010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時年八十六歲。

在劍橋大學,金庸除了寫論文,還喜歡和教授們探討學問。他說:「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種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差的。」我接話:「《書劍恩仇錄》的民族觀念就比較濃一點,到了《鹿鼎記》已經沒有太強的民族觀念了。」金庸說:「進步了。我到了《天龍八部》已經很反對這種民族觀念了。」

我問:「我聽說您的小說封筆之後,有人問您有什麼感興趣的事,您說想寫一本中國通史,現在還有這個興趣嗎?」金庸說:「我研究歷史越多,越來越覺得困難了,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北京大學教授蘇秉琦先生,現在過世了,他說研究中國歷史有兩個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我們用漢族觀點,你滿族人來侵略我們,投向滿族的人就稱為漢奸。我的觀點跟蘇先生一樣,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各種種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發展。還有一個怪圈,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這種西方的觀點來套到中國頭上,是不對的,中國歷史的性質跟外國歷史的性質是不同的。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觀點是對的,馬克思有一個觀點我是很同意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因為經濟問題,經濟因素是很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歷史要經過五個階段這一套,蘇先生認為是不對的。我覺得蘇先生這個觀點對,中國歷史不是照西方這樣發展的。」

我說:「余英時先生認為陳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後,已經沒有寫中國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說:「我將來還是想寫中國通史的,但是我覺得越來越難了。當時年紀輕,還不知道這樣難,覺得照以前錢穆或者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現在我覺得他們很多都寫錯了,其實中國通史不應該照朝代來寫,應從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一路發展下來,你到西安、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應該照朝代來寫,而是照文化來寫。中國通史是很複雜的。」

金庸的小說裡深含中國歷史,而他在小說中的「注」常常寫成一篇歷史考證的論文。我說:「其實您的一些歷史觀點已經表達在小說裡了。」金庸說:「像明代最後,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後就姦淫虜掠,有些朋友就不贊成我這樣寫,他們認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有一位老師,專門把李自成放縱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壞事的資料給我,我把這些資料都寫到裡面。」

金庸小說沒寫過唐代

我問:「您是不是對明代歷史讀得比較深?」金庸說:「明代歷史比較懂,明代、清代跟現代比較近一點。」我笑道:「有人考據說,《笑傲江湖》就是發生在明代的。」金庸也笑了:「噯,有人認為《笑傲江湖》就是明代的故事。」

我說:「您的小說沒有寫過唐代,但是論文現在寫到唐代了。」金庸說:「我覺得唐代歷史比較難寫一點,因為唐朝離開我們太遠了。我的《射鵰英雄傳》最早寫到宋朝,宋朝還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現在不一樣,宋朝已經跟現在不大同了。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輝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習慣我不大瞭解,所以我不寫,因為寫武俠小說要寫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閒讀金庸小說時,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細節。比如《天龍八部》中說段譽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嚇煞人香」。估計金庸以宋人飲明清茶。據鄭培凱《茶道的開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為點茶法。而王稼句《懷土小集》則證碧螺春的流行,約在清初。

在閒談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現在回望,這些舊日的風流人物多已仙逝。

當我問起:「您跟同輩的羅孚先生、梁羽生先生還有聯繫嗎?」金庸說:「我跟他們都是《大公報》同事,後來辦《新晚報》。羅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羅孚常常見面的。梁羽生跟我也要好的,現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厲害,我準備過年的時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風進醫院,我去看過他。現在我年紀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過世了。」

我到北京採訪過李君維先生,當年李君維和金庸一起考進《大公報》。金庸即刻說:「他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跟我一起考進《大公報》的。我到香港來跟他有關,本來要派他到香港來,他剛剛結婚,不來香港,那麼,報館就派我來了。他現在怎麼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