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獨立 親國府社團憂政治形勢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過去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戰後改為「青年節」。這一天蔣介石寄來賀詞勉勵青年效法「革命先烈……」，新加坡有五千名青年學生在羽球館舉行第十四屆華僑青年節大會，有各種助興節目，他們也在大會結束時發表宣言，還出版青年節特刊。

　新馬親國民黨社團也清楚，一九五七年很可能是他們最後一年慶祝中華民國的節日。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如日高升的氣勢與囂張，必會影響到搖搖欲墜的勞工陣線對台灣的態度，今後不可能有公開反共的活動了。一九五七年，在馬來亞聯合邦也脫離英國宣布獨立之年，顯然馬來亞政府會繼續反共，惟方式策略會與英國不相同。親國民黨社團擔心的就是這些局勢的改變。

　雙十節國慶連續三、四年在中華總商會舉行，以當時的政治情勢，能有此機會，或許是因親共僑領陳嘉庚自一九五○年回中國大陸定居，就不再回來，商會失去陳氏領導的關係，所以才有親國民黨方面具代表性的林慶年及莊惠泉出面，改變了商會的態度，但為時不長。

　同事曾經問我，我們是中文報記者，怎麼你的記者朋友很多是英文報和馬來文報的？

　我告訴他，我中文報的記者朋友還是不少，可能是採訪路線不同的關係，這便成了我與中文報記者接觸比較少的原因。我因為採訪的路線比較複雜，採訪場所遇見的記者朋友就多元化了。

　《中興日報》是中國國民黨海外部支助的報紙，但是我踏入報社工作時，報社的經濟情況已經相當惡劣。

　丟了中國大陸，留下海南島激戰方興，島的命運危在旦夕。此時，國民黨政府剛剛撤到台灣，蔣介石下野後復行視事，韓戰爆發，台海形勢雲譎波詭，熱門的新聞皆聚焦東方。

　雖然外國政黨的活動已被殖民地政府宣布禁止了，惟國民黨轉型為社團，公開舉行反共集會，並未受到明文禁止。殖民地政府有國內剿共政策，態度上明顯偏向反共活動。

　新加坡華僑（華人）一年有多次舉行「反共抗俄」集會，英文報記者對這樣的新聞很重視，除了覺得是「big stories」（大新聞），也覺得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其他兩家中文報認為這只是親國民黨人集會，造不出大勢，只是激勵台灣方面的士氣。編輯方針在「國與共」間也抱持「明哲保身」的態度，哪方都不去刺激，也不公開支持或得罪任何一邊。

　來採訪新聞的英文報記者是沒有政治立場的，好幾次都是派英籍或歐亞裔女記者過來。英文報年輕歐亞裔土生華人記者因為沒有政治立場，就比較喜歡採訪這類刺激的集會，特別是這類新聞報導出現在報紙上還能有自己的署名。

　這種場面，英文報記者看到親國民黨長輩們發表激昂的反共演說，「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粉碎敵人的陰謀」等等政治口號對英文報記者來說是既陌生又充滿新鮮感的題材，也有可能成為他們報上隔日的「標題」。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國民黨辦的慶典節日，如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蔣介石壽辰、雙十國慶日等等，或有特別安排的反共反俄集會，社長陳國礎通常會指派我前去採訪，並與來採訪的英文報記者或國際通訊社記者進行溝通。這正好給我製造了與西方記者打交道的機會。

　這樣的集會，通常是晚上或是週末下午舉行。那個年代，來這種場合採訪的英文報記者幾乎全都不懂中文，甚至有連自己的方言都講不出來的。有時派來的一些英籍女記者（實習和值班的關係）在場更是如鴨子聽雷。

　英文報記者通常要我在旁解釋。對初入報社的我而言是一種很好的歷練，也讓我從中學習到不少與英文報記者同樣未曾接觸過的英文政治詞彙。就因為這種機會，我認識不少英文報記者和通訊社如美聯社及合眾社的通訊員。

　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為了名字好記和方便，或信教有了教名，很多用如彼得、約翰、馬太、耶谷等名字。

　我們華人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並不好記，對洋人來說更難。好些時候，在某些採訪場合遇到，或在馬路上碰到，當他們叫不出你的名字，但認識你所屬的報館，也只好乾脆、方便地念出你報社的名字，如「Hello! Chung Shing」（中興）或「KMT」（國民黨）。你的名字、你的代號、報牌就是「KMT」。「KMT」三個英文單字比「Chung Shing」容易發音。

　李光耀和蒂凡那（C. V. Devan Nair）當年還在搞工運時，與《中興日報》有過「筆戰」。李光耀對國民黨《中興日報》和他一度有言論爭執，很是介意。見到《中興日報》的記者在他主持的招待會上，結束或開始前會不期而然拋來一聲「Ei! KMT!」或「Chiang Kai-shek」!

（三之二，摘自季風帶文化《冷戰與南洋：我的新聞人生》）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