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比拚決斷力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缺乏決斷力，或不懂諮詢專家，其決策就會損害民眾的福祉，反之亦然。舉例來說，當新冠疫情擴散，美國總統既乏決斷，又不聽信本國專家的警示，英國首相則是聽信不合格的流行病學專家的「群體免疫」論點，結果是美、英兩國成為疫情衝擊下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其死亡率已百倍於東北亞各國。

流行病學的專業價值在於能夠預判疫情，國際關係學的專業價值則在於熟知戰爭與和平的原因，以使國家在面對戰爭的可能性時趨吉避凶；學者被期望能熟知各主要國家的國家利益，掌握和戰發展的趨勢脈絡，以俾於和戰之際極大化本國的利益。由於大國衝突的結果比新冠疫情還要慘烈千百倍，這門學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國家領導人未必能夠決斷、也未必聆聽專家的聲音，何況專家群體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這就使理性決策更難實現。

一樣看到美中有著強烈的結構性矛盾，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還有足夠優勢，可以尋求壓制中國；曾任川普戰略顧問的班農，則在3年前聲稱美國必須在5年內搞定中國，否則悔之晚矣；至於著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則根據購買力平價等指標，認為中國國力已經超過美國，因此應該尋求一個能使雙方和平共存的協議，就像千年前宋遼兩個東亞超級強權的《澶淵之盟》一般。

既然連「專家」對於兩個超級大國的實力對比都缺乏共識，尋常的領導人也未必能判斷誰是誰非，民眾在喧囂的輿論環境下更無所適從。現實是，認為美國實力仍顯著強於中國的論者，乃至於相信此一現實的華府政治菁英，普遍認為必須對中國強硬，「早下手為強」；在此一華府的既定立場下，中國的理性回應自然是採取強硬手段以彰顯實力，否則美國不免「軟土深掘」。

「冷戰」總是伴隨小規模熱戰；上一回冷戰，讓美國與蘇聯兩大超級強國死傷最慘重的三場區域性戰爭是韓戰、越戰與蘇聯的阿富汗戰爭，3場戰爭各讓美國或蘇聯陣亡上萬或數萬，並對戰場所在地造成100萬到數百萬不等的死傷。倘若美中走向「新冷戰」，會在哪些地方釋放對抗的結構性壓力？而在兩國衝突中，什麼是「劫材」，什麼是「天下劫」，更考驗領導智慧。

相對於資深的政治家長期穿梭各國、親身體悟各主要國家的實力與前景，一些國際關係學者閉門造車，未必對時局有清晰認識。在此關鍵時刻，新加坡的李顯龍、日本的安倍、德國的梅克爾等人都是風向標，他們的重大決策，將對所謂的「美中冷戰」具有極大的影響，值得仔細觀察。（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