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當監察院向蘇貞昌俯首稱臣

　監察委員申請與防疫缺失相關的自動調查，媒體報導可能約談衛福部長陳時中，立刻被行政院長蘇貞昌痛斥「在這種時候反過來苛責陳時中，相當不厚道、也非常不公平。」照理說，監察委員是今之御史大夫，監督行政權是憲法賦予的權利，行政權有接受監察權調查的義務，離奇的是，行政院長竟然指責監察委員發動調查，更離奇的是，監察委員受到痛斥後，有如小孩子做錯事般低下頭，稱疫情期間不會啟動調查。

監委自我閹割比東廠還不如

　現任監察委員清一色由民進黨決定，外界本就不期待會有多大作為；但是防疫漏洞百出，民怨沸騰，監察院就算做做樣子，也應該調查、調查。沒想到，監察院卻連「做樣子」的空間都沒有，直接向行政權俯首稱臣，向蘇貞昌繳械投降。說監委是「東廠」都還嫌過譽，東廠公公至少還握有實權，讓人畏懼。

　台灣民主化後，監察權就不斷遭到立法、行政權鯨吞蠶食。2010年教育部規畫實施全國國小學生免費營養午餐制，遭監察院以「未排富」為理由通過糾正，原規畫胎死腹中。卻引起立法院反彈，以破紀錄的跨黨派110位立委連署，修法明訂監察權僅能「事後監督」，在立法與監察的角力中，監委落居下風。

　即使監察權是「事後權」，但「事後」的定義，並不是如今天的監委所言，「疫情還在發生中，要到事件結束後，才會完整調查」。監察權的對象，是政府機關的行政作為，例如東洋代理BNT疫苗案，又或者放寬3+11，政策一旦定案，那就符合「事後」的條件。

　監委把「事」的定義擴大到整個疫情，把整個疫情期間政府的種種作為集合成一件「事」，完全是自我閹割的說法。上一件事的「事後」，就是下一件事的「事前」，政府不二過，這才是監察院「事後監督」的本意。

　如今監察委員說，為了避免干擾指揮中心防疫，要等到疫情結束後再調查，那等於是讓指揮中心的錯誤一直累積，疫情結束再調查，又有何意義？監察委員還有一說，是指揮中心防疫「工作非常繁重」，在這個時候約詢陳時中，是「想要破壞防疫的努力」。離奇的是，同一時間監委又辯解，「萬華一案要問的是柯文哲」，難道現在柯文哲不用防疫，難道問柯文哲就不是「破壞防疫努力」？

　民進黨執政的癥結，是缺乏內部制衡。在威權時期，監察院曾經彈劾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又對「孫立人案」提出與官方版本不同的調查報告，連老蔣的面子也不給。當時監察院有這樣的風骨，關鍵在於院長于右任的黨國地位，足以為辦案的監察委員遮風擋雨。

敢辦柯文哲卻不敢碰陳時中

　威權時期曾經出過一位監察委員陶百川，曾經提案彈劾行政院長、反對報禁，為雷震案糾正行政院，公開聲援美麗島人士，主張解除黨禁等等。雖然陶百川一士之諤諤，不見得能敵千人之諾諾，但兩蔣還是意識到在政府內部，應該要有一個這樣的聲音，這樣的人。

　監察院長陳菊在民進黨的地位，不下於當年的于右任，如果陳菊願意作監察院的大樹，蘇貞昌如何敢直斥監委「不厚道」；民進黨人才濟濟，又怎麼會29位監委當中，連一個陶百川都尋找不出；當年「反萊豬先鋒」，堅持牛豬分離的田秋堇，上任監委之後，對於開放萊豬卻是惜字如金，實在是讓人難以想像。

　制衡權的發揮，不是憲政體制的問題，而是人的風骨與擔當。當民進黨人士完全被資源豢養，在立法院就如橡皮圖章，在NCC則是箝制媒體，在食藥署如藥廠分身，在監察院則像訓練有素的忠犬，一切等待主人的號令。

　一個欠缺內部制衡的政權，小錯必然會累積成大錯，最後得不償失。譬如說疫苗短缺，如果監察院能夠早在去年11月，東洋代理BNT疫苗破局後立刻啟動調查，台灣就不會等到疫情爆發後，才驚覺無疫苗可用；民進黨也不會有民調進入「死亡交叉」的困境。

　在政府的機關中，最能實現「內部制衡」者，就是有6年任期保障的監察委員；只要敢挺起腰桿，不管得罪誰，也沒人能把監委怎麼樣。但如今的監察院，敢辦柯文哲而不能觸碰陳時中，既無權力也無公信力，等同無牙的惡犬，要做好事壞事，都是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