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罰「謠言」立法復辟，嚴重違憲！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前身，是曾被大法官五度宣告違憲而走入歷史的《違警罰法》。然而，《社會秩序法》至今保留了若干《違警罰法》遺留下來的惡劣規定，第63條第5款：「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3萬元以下罰鍰」，就是其一；近年來儼然成為網路「查水表」的法律依據，餘害猶存。

　戒嚴時代就常被在野黨批評，威脅言論自由的制裁「謠言」立法，近年來不但像傳染病一樣繁衍，進入至少6項其他的行政管制立法，而且經常用來管制政府看不順眼的網路發言，愈演愈烈。2016年以前，每年法院都只出現個位數的案件。2017年翻成兩位數字，次年又再翻倍，2019年則已過百，2020年的上半年更是累積了200餘件。歷年來法院判決不罰的案件，都在半數以上；2020年更達到8成。此中足以顯示司法獨立以及行政部門執法失當的程度。但是，迄今仍未出現法官挑戰此項規定違憲，聲請大法官解釋，卻也值得思考。

　這條法律為什麼會違憲呢？道德其實很明顯。字典上「謠言」一詞的解釋有二，一稱道路傳聞之言為謠言，一稱虛構之言為謠言。《社維法》規定的立法理由則是：「謠言，乃無事實根據憑空捏造，無的放矢之謂。」若是以為謠言就是「不實陳述」，法律何不直接使用「不實陳述」呢？為何偏好「謠言」這個定義飄搖的詞彙呢？

　此中有個立法的機巧。謠言是未經證實的傳聞、推測甚至是尚未發生的預言，未必是不實的話語；但指控造謠則是自動將之當成不真實的言語。其不同之處，追訴者指控他人說話不實，必須擔負舉證責任；但此法所限制的不是「不實」的言論，而是「無事實根據」的傳言；指控他人造謠，乃無須證明其發言不實，卻轉而要求發言者負責證明所言的事實根據。由「謠言」取代「不實」作為法定的構成要件，於是暗地裡移轉了舉證責任。

　說穿了，「謠言」一詞遠較「不實言論」廣泛、模糊，根本無法界定什麼是謠言，一旦控方提出指控，說話者就有受到制裁的高度莫名風險。此法可讓指控者從心所欲地選擇想要指控的對象；即使是3天拘留，也足以形成高度的寒蟬效應，正是其所以違憲的緣故。

　不僅如此，此法所謂「影響公共安寧」之意何指，一樣不甚明白。引起注意、引發論辯、招來反駁，算是影響公共安寧嗎？常見的指控還有動搖民心士氣、導致恐慌不安等等，但都是過於抽象，存乎指控者一心的主觀形容詞，同樣會形成高度的寒蟬效應，司法審判上也難以形成可以操作的判斷標準，其實已是一望可知違憲的立法。

　極高比例的法院判決拒絕處罰遭到指控的「謠言」，十分可喜；但這樣的統計數字，已足驗知寒蟬效應的存在；歷年來都有超過半數的人可能因為「散布謠言」的不當指控而強制噤聲或是自我剪裁。執法標準不明，所對付的必然就是引起主政者不悅不快的異見聲音，其結果就會是回頭走向一言堂的社會。

　像這樣從戒嚴時期就已存在的制裁謠言惡法，直到今天都還極受執政者青睞而捨不得放手，繼續成為打壓異見言論的淵藪。即便法院判決不罰，司法程序本身，也將因指控的發動而自動形成寒蟬效應的生產環節。究竟何時才能出現，洞穿違憲惡法本質的司法慧眼，一舉發動解釋憲法聲請的程序，徹底終結去而復來、助長濫權執法的制裁謠言惡法，不使繼續肆虐呢？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