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的巨人 現實政治的凡人

　中國思想史大師余英時先生的去世，也象徵了一個時代的沒落。那一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在海外成為失根的蘭花。熱愛祖國，但篤信自由民主，又在美國生活多年的他們，不願回到中共專制統治下的貧窮中國。在美國研究教學之餘，發揮中國傳統「士」的精神，以中文著作臧否中國政治，期待走出象牙塔，能對中國的復興有所貢獻，也尋找另一個「受關注」的市場。他們身在美國，但心中非常關切中國。

　感謝余英時以及那一代僑居海外的「失根」前輩大師，他們的中文著作也影響了幾代的台灣人。余英時是我中學時期，知識啟蒙的重要人物。高中時半懂不懂地讀了《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加上許倬雲唐德剛、周策縱等海外史學大師的著作，讓我對歷史「學」充滿興趣，也對中國文化、自由主義，以及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要如何跟上世界，有著極高的興趣。

　當時許多跟我輩分差不多的台灣青年，大概也都有著相似的感動：我們不見得對余英時極專業的史學分析有興趣，但他用具有歷史縱深的筆法，給我們點起一盞燈，讓人們相信中國人也可以走向自由、民主、富裕的天堂。

　說來有趣，戒嚴時期的台灣是有許多「禁書」的。金庸小說被禁了很多年，李敖罵兩蔣與國民黨的禁書不計其數，均為其例。而海外華人學者的著作如果有對國民黨加以批判，或是其史觀與國民黨「正統」觀點不合，都不可能在台灣正式出版。所以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唐德剛的《李宗仁回憶錄》，雖然是學術、歷史的重要文獻，卻都是戒嚴時期的禁書。

　相較之下，當時的余英時，雖然認為中國必然走向民主，也嚴詞批判專制中共背棄中華文化中的人本傳統，但對威權統治台灣的兩蔣與國民黨，其「建言」卻是相當溫和的。「反共」且「不反國民黨」的立場，加上他符合兩蔣「復興中華文化」的基調，就使得余能夠成為政府許可的「青年導師」。要知道，當年的余英時對兩蔣的批判，還遠不及訓政時期時期胡適、梁實秋等人在《新月雜誌》、《人權論集》中對國民黨的辛辣抨擊。雖然他曾經表示知識分子要堅持中華文化的「道統」，並對政權的「政統」提出批判。但對於當年「黨外」爭取民主、解嚴、回歸憲法的呼聲，他的立場卻是「論政而不參政」。所以，其實在當時黨外民主運動人士，及後來的民進黨眼中，並沒有把余英時當成民主先鋒─這些沒被國民黨列為禁書作者，又沒有在海外大力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人，其實是「國民黨之友」，根本不算民主人士！

　隨著兩岸與世界政治局勢的變化，余英時的「地位」也一直在轉變。余英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堅決反共，相信古典自由主義，熱愛中華文化。這樣的一致性，對比起某些隨政權移轉就變來變去的跳梁小丑，絕對值得佩服。但在戒嚴時期，他在台灣是暢銷的思想導師；在台灣逐漸走向「去中國化」的一段時期，他的「愛中」成分使得他也被疏離。但沒想到在台灣、香港，乃至美國的反中風潮起來時，「反共不反中」的余英時又被另一批（以前鄙視、忽視他的）政治力量捧起來，成為新的民主導師。

　有人批評余英時先生，因為反共意識太強，而在晚年被反中勢力利用，違背了他自己的初衷。也有人認為他沒有分清「反共」是反共產黨、共產主義，或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逢「共」必反。這些批評或許都有一些道理，但余一生的智慧與成就，本來就不在現實政治。就學術成就以及當年的啟蒙，他的貢獻我們永遠懷念；但說到對現實政治的影響，要引領風潮，他從來做不到胡適掀起白話文運動的力道，也寫不出胡適在訓政時期炮轟孫中山的「知難，行亦不易」那般的犀利作品。余英時先生在現實政治上的能力，就跟我們庶民百姓一樣，就是個凡人。讓我們記得他給我們的貢獻，也以他的局限自省，同時也緬懷一個逝去的時代。（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