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司法不能成為箝制言論的幫凶

　時代力量前立委黃國昌6年前競選立委時，因不滿本報報導其岳父母在大陸山東投資巨額蓋工廠，有違其「抵抗中國政經侵略」的訴求，憤而以違反《選罷法》、《刑法》加重誹謗等罪提告；全案經士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黃的岳父母確曾在山東龍口設立「熙隆」、「恒合」等公司，沒有證據證明本報有犯罪故意，黃向高檢署聲請再議亦遭駁回，均予以不起訴確定。但在民事求償部分，經過法院一、二審，最高法院於今年3月初裁定，本報與副總編須連帶賠償50萬元，並在三大報道歉；本報提出再審，高等法院日前駁回確定。

黃國昌岳父母在陸投資屬實

　就在上個月，國民黨籍民代、評論員羅智強等4人根據外交部駐外電文密件，質疑前立法院長蘇嘉全私訪印尼「圖謀個人私利」，遭到蘇提告一案，同樣也是在刑事部分不起訴，民事部分卻遭重判，除了判賠200萬，並命登報道歉3天。

　這兩起判決夾在每天龐雜的熱門新聞中，並未引起足夠注意，但其影響非同小可。司法強制公開道歉，不僅有違憲法所賦予的「良心自由」、「不表意自由」等基本人權，更可能形成政治力侵入操弄的破口，對於憲法保障的新聞與言論自由，及媒體與在野黨的揭弊監督功能將帶來深遠的傷害，絕對不容輕忽。

　本案歷經6年訴訟、地檢署與法院反覆審理，根據士林地檢署「105年度選偵字第26號」不起訴處分書，以及台灣高等法院107年上字第682號民事判決，均可確認黃國昌岳父母確曾在大陸投資事業；卻因本報報導時錯放工廠照片，法院竟判決不僅要賠償50萬元，還要在三報登報道歉，規定刊登位置大小，連道歉內容也由法院代擬，且一字都不容更改。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091號判決早已明確揭示：「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只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這說明了對保障可受公評之事的大意旨，不應被技術性的小枝節牽絆，法院卻反其道而行！

　依法律的原則性，法官對如何回復名譽應考量比例原則及損害程度，予以適當處分，該判決結果當時各媒體都以顯著篇幅報導，一般認為應足以回復其名譽，但法官卻仍順應黃國昌要求判決本報公開道歉，其必要性深值商榷。以本新聞之內容本質與技術疏失來說，刑事部分檢方已對本報及副總編輯不起訴處分確定，而民事方面也認定報社是作業過程的疏失，在非故意的情況下，實在沒必要下重手強令報社登報道歉。

媒體揭弊被迫刊登道歉聲明

　早在12年前，大法官656號解釋就以「最後手段」的定位，對強制登報道歉作出限縮性合憲的解釋，大法官針對強制登報釋憲案，也在去年3月重新受案審理尚未有結論；如今法院不僅無視大法官對此一最後手段必須「嚴謹慎重」的釋憲意旨，迫不及待就做出有違憲爭議的判決，強令媒體向政治人物低頭道歉，簡直是大開民主倒車，更讓人對所謂強制道歉的必要性、公正性產生根本性的質疑。

　道歉屬於道德層面的表現，法院著重者應是事實層面的平反，656號解釋既要求登報道歉是回復名譽的最後手段，而澄清或更正即可回復名譽，實務上也沒有必須登報道歉的需要。強迫公開道歉無異於封建時代羞辱洩憤式的「洗門風」，是對人民不表意自由的嚴重侵害；且不說行為人是否能出於真心道歉，光是道歉而不澄清謠言或誹謗的不實內容，名譽有何回復可言？強制人民與媒體道歉，既是對不表意自由的二度侵害，更是對事實澄清最大的反諷！

　尤其在網路多元傳播時代，特別是媒體基於「快速大量提供資訊」的特性，發生侵害名譽的機率必然比過去要高且頻繁；基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與揭弊的社會監督功能，為避免政治權力結合司法造成寒蟬效應，更應該適度保障公共事務的報導與評論空間。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由菲律賓與俄羅斯兩位媒體人共同獲得，他們的共同點是「全力監督政府，無懼公權力的威脅」，主辦單位表彰得獎者「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守護這個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媒體也曾產生重大揭弊與防腐的功能，是促使台灣改革進步的動力。反觀今天的台灣，還有多少媒體勇於監督政府、捍衛言論自由，贏得閱聽眾信賴？

　此次本報基於尊重司法的原則與立場，被迫刊登道歉聲明，但更要痛心地指出，司法必須與時俱進，不能成為當權者箝制言論的幫凶，使吹哨者從此遁形，社會噤若寒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