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政府紓困無能的惡果正在發酵

　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洶，原認為疫情在普遍施打疫苗後可獲控的期待可能落空，過去2年，疫情肆虐下「社會安全網」出現的漏洞可能擴大，政府應未雨綢繆、超前部署。

　之所以讓人憂心忡忡，是近日和疫情有關的兩個事件：一是劉姓前啦啦隊國手在疫情下沒有工作，行竊失風將女房東殺害；二是繼阿羅哈規畫終止北高和北嘉客運路線之後，日統客運也將在明年2月營運到期後，終止台北往返中南部的4條路線。若疫情無法好轉，這兩個案件極可能成為台灣未來的社會寫照。

　政府因有各種民調和選舉壓力，總是「報喜不報憂」。今年5月疫情失守後，6月份失業率升高到4.8%，創下近十年新高。7月疫情趨緩，失業率降為4.53%，到10月持續下降到3.83%。政府不斷釋出疫情對勞工衝擊「高峰已過」的訊息，來減少社會大眾的憂慮。

　然而，若疫情對市場的衝擊真的已經弱化，我們就不該看到一家家旅運業者退出市場、香港米其林餐廳「甘牌燒味」在台分店撤櫃熄燈、著名素食餐廳「御蓮齋」無預警歇業。因為，總體失業率包含了製造業和服務業，政府並未公布各產業分別統計的數據，無法清楚判讀各業就業狀況，因此諸多服務行業的營運和就業狀況根本無從了解。許多倒閉、歇業的服務商家，是從去年初持續到現在、累積虧損了巨大資本，又看不到未來希望之下，才痛定思痛毅然關門的。因此，就算服務業整體有「回春」跡象，並不表示不會有繼續惡化的倒閉和歇業潮。一個負責且前瞻的政府，務必要超前部署，以減少對民眾的衝擊和痛苦。

缺乏精準紓困概念

　政府相關部門可能認為，既然製造業營運良好、相繼擴張產能，那麼服務業的失業勞工不是可以趁機轉業，移到製造業去尋找「第二春」嗎？其實，除了少數非常低薪的職務以外，一般製造業都需要相當的就業門檻，甚至多數門檻都高於服務業，因此在服務業失業的勞工要轉入製造業，客觀上不像想像中那麼容易。況且，習慣了服務業環境的勞工本身，主觀上大概也不太容易習慣製造業的工作環境。

　此外，政府部門也可能認為，政府已經提出了針對疫情的紓困和振興特別預算，對於受疫情衝擊的企業和勞工都提供了相當的協助；再加上原有的「失業保險」，不是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社會安全網」嗎？

　表面上看來沒錯，但有兩個問題難以處理：一是這些協助都有期限，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二是協助的程度都和勞工原有的收入有相當的差距，例如各種補助都要看企業為勞工參加勞保的「投保」月薪，它們可能遠低於勞工的實際月薪，因此對失業或被縮減工時的勞工而言，生活水準必然受到極大的衝擊，甚至會交不出房屋貸款、就學小孩的學雜費或補習費，或高齡父母親的照護費用。因此，表面上政府對企業和勞工提供的各種協助雖有不少幫助，但實際上是無法完全解決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的對策經常不夠細緻，無法針對不同行業提出有效的對策。對岸有一個名詞「精準脫貧」──我們缺乏「精準紓困」的概念，沒有針對不同產業進行統計、分析，所以無法針對不同行業提出更合宜的對策。例如，因為進行邊境管制，和人流移動最為相關、影響期間最長的旅遊業和客運業，所獲得的補貼期限理論上應拉長、幅度也應在幾個期間逐期遞減，因為其勞工即使要轉業或企業要轉型，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逐漸落實。

協助最弱勢的行業

　官僚體系充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怠惰心態，平常也疏於進行研究分析、無法適時提出可信賴的數據以擬定適當措施，只能採取「一視同仁」、只有表面公平的協助。這種狀況也發生在不同行業的疫情管制，服務業應有更友善、因業制宜的「精準管制」。

　國際研究顯示，疫情管制下的社會孤立會增加自殺率與犯罪率，美國近來快閃搶奪事件就遍地開花。幸運的是，疫情肆虐下的台灣，整體刑事犯罪率和自殺率並未升高。但若未能及時強化對疫情下最弱勢行業的協助，可能很快就會反映在這些社會問題上，政府切不可怠惰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