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超額死亡率 誰造成的
BA.4或BA.5的變異病毒株進來台灣是無可避免的，但是要引起像BA.1或BA.2的超額死亡，絕對不能只由實驗室的數據、與肺部組織的親和力資料就能簡單預測。
在歷史上多的是毒性高的病毒株卻造成低死亡，最明顯的就是2009年的新型流感。前副總統陳建仁當時以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尊，預測台灣將有7000人死亡，但結果只死亡41人。因為當時是馬政府執政，只是沿用了2003年SARS的作法，就輕鬆的將死亡率降到非常低。若再回來看看現在的蔡政府，還真的能把一個死亡率只有萬分之3的新冠，快要搞到自己預測的7000人死亡了。
另外一成功的例子就是腸病毒，當初政府部門就是認定腸病毒的死亡就是就醫延誤，特別命令1922擔負起排除醫療障礙的重任。民眾只要符合標準就可以立即找1922調床，1922也因為直通中央疾病管制署，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床位，再通知地方消防局救護車協助載運，這就是腸病毒能夠防制到零死亡的關鍵，也是恩恩找不到床致死的原因。
想到這裡就讓我們很難原諒這個政府，對於一個低死亡率又有藥及疫苗的Omicron，竟然能夠搞出超額死亡。
我們所建立的就醫障礙不但阻礙了新冠危重病人的就醫，還因為騰出3成的病房當作專責病房，連常規醫療的危重症病人都無法順暢就醫，才會共同提升了基礎死亡率，創建了台灣的超額死亡率。
醫護因為必須先排除新冠而嚴重阻礙了危重症的就醫，以致院外死亡、就醫延誤死亡大增。對陪探病的要求，就是阻礙了新冠家屬探視小殮的機會，在24小時火化政策下又沒法大殮時，就是老百姓反抗立即火化的怒火源頭。為什麼以前也立即火化，但沒人抗議，因為沒有探病障礙，家屬看了小殮後，心情平復，就不會再抱怨了。
現在的超高死亡率絕對是政府和醫院的故意不作為所致，政府以保障醫療量能之名，行減收病人之實，是罪魁禍首。不論公私立醫療機構都是自負盈虧，碰到這種情況，當然會以收輕症病人來填補，造成的結果就是確診的危重症收不進來，非確診的危重症也收不進來。進得來的全是利潤高的確診輕症，這就是目前危重症大量飄蕩在外的原因，死亡率當然超額。
以前也是如此，沒有出現超額死亡，因為1922發揮了控床的作用，恩恩爸爸的亂咬，加上指揮中心無情與1922切割，坐實政府根本不想降低死亡率。現在的問題都不想解決，BA.4與BA.5來時，老百姓對政府更不必抱存太大的期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