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美中和解共生才是正道

　北京展開新一輪外交攻勢，利用國內外國際論壇或高層互訪的場合，展現中國堅持市場改革開放的決心不變。3月27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駁斥「中國經濟見頂論」，宣示北京將繼續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並提起舊金山中美高層會晤穩固雙邊關係的共識。

小院高牆倒推中國改革

　參與會見的包括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格林伯格、黑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蘇世民、高通公司總裁安蒙、提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艾倫等，皆為美國商界與戰略界一時之選。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長期且快速的經濟增長，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已達美國的3分之2；再加上國防與科技無論在質與量的突飛猛進，都讓美國倍感壓力。美國做為守成霸權，眼見中國崛起的步步進逼，國內又困於全球化所帶來的政治分裂與極端化，心中的恐懼可想而知。這就讓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點被普遍傳誦蔚為風潮。

　美國自二戰結束確立全球霸權地位以來，對所有足以挑戰其霸權的競爭者都能有效地一一翦除，無論是歐、日，乃至蘇聯，後者更是從冷戰落敗下來，共產帝國土崩瓦解。美國援引「修昔底德陷阱」，做為合理化「新冷戰」的理論依據，自信美國可以輕鬆贏得21世紀的「新冷戰」。

　但是經歷這30多年的發展，中國顯然不是蘇聯。首先，中美之間每年高達7000億美元左右的經貿往來，與冷戰時期美蘇經貿脫鉤完全不同。前蘇聯時期，美蘇貿易1年最高不過50億美元左右。在經濟實力方面，以美元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2021年中國將近18兆美元，超越整個歐盟將近1兆美元，美國則是23兆美元，中國大陸GDP占美國77％，蘇聯在1975年冷戰高峰時的GDP僅為美國的23.33％。

　如此緊密的經貿關係，前所未有的經濟實力對手，都讓美國打新冷戰受到很大的掣肘與質疑。用互利共贏的經貿往來，化解零和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鬥爭，成為北京重要的工具，這也是北京高規格的多次與美國商界高層會晤的動機。

　再者，中國不只是與美國有高度的貿易互賴關係，同時也是許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其中幾乎囊括美國所有的盟友，這也是冷戰時代蘇聯無法企及的。如此一來，美國在進行集團化的冷戰動員上，自然受到很大侷限。美國嘗試「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鉤、斷鏈，搞「小院高牆」，效果不但不彰，反而刺激中國科技的自立更生與企業更加國際化。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宿命

　若美中都相信雙方處於「修昔底德陷阱」而終須一戰，不僅會積極備戰，更會放大對方一切作為，往敵意去解讀。對兩方的意圖與實力產生誤判，最後就像一次世界大戰一樣，一群「夢遊者」盲目地走向戰爭。基於上述原因，「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反而增加美中霸權鬥爭的複雜度與危險性。這也是美方菁英承認「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美中關係注定命運的原因。

　「修昔底德陷阱」不僅不是美中關係必然的、無法避免的唯一路徑，更是必須拆除的不定時炸彈，美國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看到這一點，也正在提出各種建言，特別是美中關係中最危險的台灣問題。前不久歷史學家佛格森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上指出，為避免美中競爭升級，美國應該從季辛吉的政治遺產中尋求智慧，找出與中國和解之道。他特別提到台灣，認為台灣問題處理不慎會成為21世紀的古巴危機，給人類帶來災難。他認為季辛吉處理台灣問題化解美中歧見的作法仍有可取之道。

　固然美國總統大選對美中關係仍存在變數，但就算是充滿不確定的川普當選，精明且擅於算計的他也不會不知道這4年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美中尋求和解共生的相處之道，慢慢取代「修昔底德陷阱」應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