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體制年代 獨上西樓

　我是在1970年代後期北上念書，大一就碰上中壢事件，緊接著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金門當兵回來，白天翻譯藝術百科，下班搭計程車趕到中廣，半夜回家偷偷地寫稿。儘管夫婦如《我倆沒有明天》般拚命，儼然陳昇的「拚死攏不贏」，又彷彿陳小霞的〈有時日子過到驚〉。

　那是反體制的年代，異議分子不當預官、不考國考、不能出國，我是比較靜態的人，家裡沒錢又沒地，出國念書是唯一的救贖。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我繼續念博士，總有逃兵的羞愧，所以當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到俄亥俄州大演講，在汽車旅館邀我祕密入盟，知識報國當仁不讓。

　在威權時代的末期，從519、612、520到野百合事件，島內的街頭運動目不暇給，海外是充電或暫時兔脫的地方，尤其是到北美的夏令營巡迴演講兼募款。留學生手無縛雞之力，我們在中西部只能負責接待捐款，女眷則忙著張羅準備家鄉的飯菜，首度接觸農運、工運、學運分子，特別是新潮流的成員。

　民進黨延續黨外時代雞兔同籠之爭（體制外群眾路線vs.進入體制反體制），進一步衍生獨立與民主孰先爭辯，海外則有許信良的海外組織吸引新僑，以留學生為主的獨盟與新潮流惺惺相惜。此後，彼此的默契是流員到海外就是自己人，而盟員回到島內，即使不加入民進黨、至少也是新潮流的同路人。

　1980年代進入尾聲，獨盟決議鮭魚返鄉，蹩腳代理商驚覺，嘗試說服留在海外繼續打拚不成；黑名單相繼翻牆入境，民進黨加速在1991年通過《台獨黨綱》，試圖搶台獨的主導權。新潮流採取兩手策略，一面派人到日本輸誠，在島內則調侃黃昭堂、張燦鍙、許世楷是被請上神桌的「三仙老公仔標」。

　我既然無心從政、無力社運，書生論政與人為善，沒有必要阿諛任何黨派。民進黨在國會全面改選後、總統直選前，積極招募黨員，兩度促膝長談到天亮，我還是堅持「不入流」。初期，盟員身分並未公開，面對指桑罵槐，一度氣盛翻桌；台南縣長陳唐山與立委蘇煥智為了濱南七輕煉鋼廠對峙，左右為難。

　相較於民進黨其他派系以個人領導為中心，新潮流紀律嚴謹，頗有列寧式組織作法。由於遷台的齟齬，除了個人關係，不少盟員對於新潮流耿耿於懷。獨盟在2000年慶祝成立30周年，我獨排眾議、力邀邱義仁回娘家談台獨困境。我一向不分流派，幫忙簡錫堦及林哲夫推動和平與公民防衛，不會刻意否定。

　民進黨起家倡議政治民主化，新潮流則標榜進步性，加上台獨及社運，難說是東施效顰還是狗尾續貂，不脫共產黨的分化鬥爭。綠營官二代娓娓而談尊翁出身環保，其實是宿主工運，而社運參與不過是投名狀罷了。驀然回首，不知有多少流員在美國坐過我的福特8大缸LTD，包括在媽媽的肚子裡頭。

　我跟賴清德沒有淵源，頂多是在他台南市長任內與問平埔族身分，對於閣揆時推動「雙語國家」頗不以為然。民進黨的理念與新潮流的紀律已淪為權與錢，賴清德的使命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