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疑點當罪證 法官逾越了

　台北地檢署發新聞稿，強調「絕無洩漏任何偵查內容予特定媒體」，這篇自說自話的文字無法回應社會的疑惑。到底「沈慶京1500」是真是假？媒體捏造還是辦案人員洩漏？依照《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檢方應當說清楚。

　北檢呼籲「給予純淨辦案空間」，但公權力行使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礎上，對國家機器永遠保持懷疑與批判是人民的權利與責任，公信力不是廉價地耍嘴皮子，北檢發新聞稿對大眾訓兩句就可以獲得。特別過去有三中案、向心案等前科，北檢迎合當道政治辦案，此刻要求「純淨辦案空間」，北檢得自己爭取，而不是一副無辜委屈狀。

　現在不管是高院或地院的裁定，不管是「柯文哲無保請回」的地院裁定，還是對柯處境不利的其他兩份裁定，對都市計畫專業上的理解都有問題。

　高院說「被告積極介入京華城案等客觀情狀」，懷疑柯對京華城案不是毫無所悉。且問這與柯是否違法有何關係？京華城花了44億買容積，也增加建築成本以換得容積獎勵，若說柯圖利，那必須證明柯認為上述行為確實違法，然後指示下屬「我知道這樣違法，但你們不要管，給我通過就對了。」圖利罪最基本的構成條件是「明知違反法令」，這點檢方必須證明。

　裁定羈押的北院第二份裁定書也有同樣問題，認為「形式上已符合圖利罪」，但柯是否「明知違反法令」沒有論證。兩份裁定書都預先認定：一、容積獎勵與容積購買都非法；二、柯明知故犯。北院第一份無保釋回的裁定書也陷入了這個窠臼，認為京華城案就是弊案，只是檢方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柯知情。

　短短的時間就要高院與地院的法官進入都市計畫的繁瑣細節，為難他們了，但3次法庭都認為京華城案就是「不法」，太草率。法官們的問題也是當下議員、名嘴們的問題，逕把自己搞不清的疑點拿來當罪證。

　最普遍的論調是「柯市府讓京華城案『準用』都更的獎勵規定，但該案並不是都更，所以柯市府違法。」就因該案不是都更，所以才有「準用」一詞。這案子裡的「準用」還不是把京華城當都更案辦理，而是在評量合理容積時拿一般的都更案為參考依據，「準用」一詞可以說柯市府用的不精確，卻正好是無罪的證明，但法官、名嘴卻相反解讀。

　議員游淑慧的質疑，有些地方誤解了都計事實與規定，最明顯的兩處錯誤，她一直認為京華城容積從392％調到560％的關鍵在監委劉德勳，但早在劉德勳當監委前，監察院在2013年便提出了調查報告，認為當時台北市政府要求容積率為392％不合理。所以並不是「監院未結案，監委換屆然後劉德勳接手，劉德勳翻案」。第二，她認為劉德勳聽信一人一言，因為都發局副總工程司吳順民的證詞所以認定為560％。其實只要看看監察院的糾正文，劉德勳等監委採集證詞繁多，約詢的證人繁眾。

　容積獎勵本就是爭議手段，到底能否藉此引導合理的都市發展，這是「好」或「不好」的問題，要吵成法律上「對」與「錯」的問題，關鍵在於整個案子有無違反法律。市府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可以對個案量身訂做獎勵容積的規定，也就是地方政府可以透過法定的審議程序行使行政裁量，只要不違反都市計畫程序，可以說容積獎勵不好，或圖利開發者，但不能說其違法。

　不是說游淑慧不對，因為議員天職就是發現疑點；名嘴不懂案情全貌，觀眾也習以為常；但法官拿疑點當罪證，直接論斷「不法」，就太逾越了。（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