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經濟戰略焦慮 助長極右派

　隨著川普上任以來，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敵我不分地祭出關稅措施，歐洲各國焦急地計畫未來的對應措施。其實歐洲自從川普第一任起，便不時提出新的經濟戰略，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不斷成為體系競爭最主要的問題。

　2013年美國學者提出「創業型國家」的想法後，歐洲從戰略自主、歐洲冠軍、去風險到主動性的工業政策不斷地嘗試新的表述，「工業戰略」的熱門化本身便證明了地緣政策的變動對歐洲帶來多方面的焦急。

　川普團隊不可能完全放棄補貼政策，但是團隊在策略上倚重關稅的傾向，很明顯地傳達了傳統保護主義的訊息，而其對於《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補貼的反彈已經證明其意圖脫離「國家領導工業戰略」的決心，在國內重新倚重自由競爭的哲學。

　關稅的策略一方面提升與中方談判的籌碼，另一方面，「川普派」一直將全球化標為美國經濟的頭號敵人，關稅作為戰略的核心理念，也是意圖清除他國企業在全球化時代於美國市場中留下的「雜音」，讓本土企業重新能夠在自由市場的經濟哲學之下競爭。

　歐洲各國和布魯塞爾夾在中美雙方的博弈中，常年左右為難。現在開始正視「川普2.0」的現實，經濟政策的調整其實已經晚了很多步。

　輿論上「惡魔化」川普和美國的政策，僅僅是給予德國歐洲企業失敗的不在場證明。因為德國國家和企業長年疏忽了自身結構上的問題，工業依賴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廣大的中國市場，短期的利潤讓政策不斷失焦，陷入無法自拔的陷阱。也是因為歐洲各大國這幾年陷入國家補助的競爭，歐盟立定關鍵工業的戰略，僅僅是將經濟策略聚焦於國家「給不給錢」的問題，再次幫助企業推卸了自身在改革上的責任。

　國家補貼本身並非錯誤的措施，但是歐洲在沒有策略的情況之下，僅僅認為拷貝中國和美國的工業政策便能夠維持競爭中的優勢。當然，美國的封鎖主義本身也有重大瑕疵，但是制度競爭一詞在零和邏輯之下，留下很窄的框架，讓歐洲仍然持續固執地不對症下藥。

　因此，極右派在歐美的崛起，目前不需要特殊的選戰策略，政府多年錯誤的經濟措施，就能夠在國內加深人民選擇極端措施的意願。（作者為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現服務於德國經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