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穩或改革 後李時代首次壓力測試

新加坡2025年大選不僅是總理黃循財上任後的首次民意大考，也是場體制穩定與社會壓力間矛盾的深層檢驗。雖然美國川普關稅政策可能會讓選民為求穩，而選擇有60年執政經驗的人民行動黨（PAP），但新加坡的高房價、生活成本飆升造成的生活壓力，讓新加坡選民正站在一個交會點上。

　新加坡房價愈發高昂，非精華地帶租房（套房，1室1衛）價格至少1000元新幣，相當於新台幣約2萬3616元。「你住得起，但你不一定敢生小孩或換工作。」這句坊間常聽的話，折射出許多中產階層的焦慮。這種結構性壓力，也讓一些選民開始質疑，行動黨長年強調的「穩定與效率」是否已無法回應日益多元的民意需求。

　新加坡經濟數據亮眼，2024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4.4％，但這樣的成功並未平均落在每一位市民身上。教育費、醫療開支、交通成本與退休儲蓄壓力，加總起來形成「隱性通膨」，尤其對低薪族衝擊甚鉅。即便政府不時祭出消費券、補貼與公積金改革，但許多選民感受到的是「能過活，卻無法向上」。

　這也讓反對黨如工人黨（WP）喊出，要讓國人能負擔得起水電費、房屋和照護的費用，改革消費稅制度和加強對失業員工的支持。雖然工人黨無法掌握資源，但有選民對政府發派消費券這類的短暫安撫民心做法，已逐漸失去耐心。

　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向來以法規嚴謹著稱，「冷靜日」的設置、嚴格的集會申報規定與言論邊界，讓過程有序卻也失去激情。反對聲音的空間存在，但需在體制允許的框架內發聲。一些選民認為這樣有助避免社會分裂與族群衝突，另一些人則感受到「能選，但也不能批判太多」的無力感。

　這套模式並非偶然，而是新加坡長年以來文化、法律與治理思維交織出的結果。新加坡政府認為，民主應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並行，不可任由情緒泛濫、極端意見主導。這種「制度化的民主」雖有效防止政局動盪，卻也讓部分年輕選民政治冷感。

　2025年的選舉，某種程度上是新加坡體制，在後李顯龍時代的第一次「壓力測試」。在高房價與生活成本夾擊下，選民對於「穩定政府」的期待與「制度改革」的呼聲產生交錯。而這座城市國家，如何在繼續追求高效治理的同時，也容納更多元的政治聲音與生活想像，將是黃循財政府接下來最艱鉅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