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教會我看淡生死名利

　外公死了之後，我們家便無人從政。

　這是一個嘗盡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歲參加黨外運動。疼愛我的二舅從美國飛回來怒責我，問我，要走上外公的後路嗎？

　我辭去律師事務所及中國時報主編工作，為林義雄太太等人助選，一毛錢收入都沒有。母親痛責我，我回答她：「錢不重要」；結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夾每一道菜，媽媽就諷刺「妳不是說錢不重要嗎？若不是錢，這些食物打哪裡來？」

　第二天，媽媽上班，我找來搬運公司，收拾私人衣物，離開我與母親僅緣分不到五年的家；從此將近半年，斷絕母女關係。直至媽媽找了我的好同學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個十坪大的小套房，媽媽大哭，只說「我不是趕妳走，我只恨妳為什麼參加黨外，妳不怕被關，毀了妳的一生嗎？」

　一九八六年我出國讀書，全家從此才鬆了口氣；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國從政，臺灣已走上民主，再也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業的代價；我的家人，才與我和解，然後漸漸以我為榮。

　在外公的家長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尋的答案。

　我的博士論文原主題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殺，從二二八、南京大屠殺、左宗棠屠城回人、納粹大屠殺，接著以色列殺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從恨開始，卻在寬恕中結束。當我閱讀愈多歷史時，我發現屠殺是一個多麼容易不斷循環的悲劇；屠殺是歷史上國族統治者為統治失敗鞏固政權的手段，歷史上層出不窮。

　我在外公所遺留的人生悲劇中，從此竟與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願步他後塵，從一個民族主義，逃向另一個族群主義。 於是，瞬間，在這個高喊民族族群部落主義的時代，我也成了無法落根的種子。

　一九九五年施明德主席主張「族群大和解」，民進黨與新黨在國會中應依公共政策共同合作，在野黨才能制衡國民黨；民進黨基層群情譁然。

　我並非權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電視台錄影時才被TVBS創辦人邱復生告知此事，邱還問我：「施明德是不是瘋了？」

　我笑一笑，沒回答。接著上了張雅琴主持的TVBS晚間新聞接受特別專訪，我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令民進黨群眾難以置信的談話，「我支持大和解；這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一群人恨著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殺是蔣介石派來的政府統治失敗，先形成官逼民反，接下來族群械鬥，民眾革命，才有後來其部隊清鄉形成的悲劇，它不是集體外省人的責任。」

　我含著淚說著以上的話，腦海裡想著我那孤獨、彎曲背躬的外公身影。

　是的，我親愛的外公，我身上留著你的血液。你的偉大與你的潦倒，你的時代與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未曾忘懷。你吐血那年五十歲，我從五十歲之後書寫的書籍版稅皆全數捐出，追隨你一生相信的社會公益及人道主義。

　我無法還給你具備尊嚴的晚年，但我同時願意繼承獨特的熱情、慷慨與勇氣；我相信，愈愛你的人，瞭解時代愈深，也愈願意寬恕這一切。

　「大和解」事件之後，我與施明德紛紛成為當時黨內過街老鼠，他成為「坐牢廿五年的臺奸，我則成為北港香爐。」我個人並不太在意，尤其想想施明德還為臺灣民主坐牢廿五年，判處死刑兩次！我只為臺灣遺留的族群之恨，而震撼。

　外公過世後，我常常一個人在臺中大院裡轉來轉去，日本式的木條柵欄擋不住不幸一點一滴地侵蝕這個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種下仙人掌，蒼勁依舊，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論他的軀殼還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夾竹桃，被二舅舅某個暑假狠狠砍了；他說這是一棵含毒的樹；好像說著外公正巧碰上的時代。

　他的人生種子落在明治後期，二戰期間，中國與全球的革命風潮改變了所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在人類時代的劇本裡，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漂浮的種子，正如張愛玲的句子，沒有早一步，也無法晚一步，剛巧遇上了往前往後都沒有退路的臺灣人命運，除非他願意出賣自己。

　二二八時，他等於已經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著，在一切的棄絕中，祖國、家庭、身分、情感……所有的棄絕皆發生後，他的軀體棄絕了他。他死的時候五十七歲，只比現在的我小十歲。

　外公悲愴的晚年，給了我對生命及從政時期奇特的啟示。當我覺得為了權力或生存已不忠於自己的心時，千萬不要逃，不要投降，不需躲避。該來的，讓它來；該離去時，勇敢地離去；人生不用拖泥帶水。

（摘自時報出版《如此歲月，如此幸福》；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