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移兩岸 吉田茂定調的對中政策

　二戰結束後，中國再度爆發國共內戰，在此內戰期間，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即預見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可能性，但他對此並未感到不安，因其認為共黨政權會很快地轉變為民族主義者，並像過去的中國政權一般地拒斥西方。吉田茂相信中共政權能成為一股削弱蘇聯在亞洲勢力的力量，而日本與該政權間的來往可重建雙方的共同利益。

　對此，吉田茂認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應是：使共黨中國與蘇聯共產主義分離，努力改善自由陣營及共產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此為令各國承認日本外交優勢的途徑。日本保守勢力亦認為東亞恢復和平將為日本帶來莫大的貿易商機。在中共取得勝利前的1949年春，吉田茂即對美國記者提及，個人雖恨極共產黨，但「不論中國是紅或藍的，還是一個天然的市場，而日本必須想到市場。」

　由於國際情勢丕變，盟國對日媾和問題亦被捲入冷戰的漩渦中。美國在讓日本自主時，並不願放任日本在外交決策上自由選擇，而欲日本扮演其遠東外交政策的忠實踐行者。故在《舊金山和約》定案的同時，美日另行簽訂《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日行政協定》。

　從國際法觀之，《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即恢復獨立地位，且和約簽訂前，英美曾就對日媾和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達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一方代表都不參加《舊金山和約》」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由日本選擇中國任何一方的政府締結和約」等兩項共識。故在法理上，日本政府恢復自主後，有權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間選擇議和對象。

　當時，日本傾向與中共政權發展關係。吉田茂雖著眼於日本的經濟利益，希望恢復戰前的貿易格局，而計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基於更迫切的恢復主權獨立、重返國際社會與國安問題，只好暫時屈從美國的要求。

　囿於美國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如果日本未能選擇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並與之締結和約，則美國參議院可能無法批准《舊金山和約》，因此，吉田茂在兩岸間的抉擇美國始為關鍵，無關情感好惡。

　「聯合國中心主義」的外交原則在中國政策的形成過程裡是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1964年3月5月，日本曾發表《關於中國問題的外務省見解》之文件，其中明確指出，「圍繞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間之問題，將以聯合國為中心充分審議，並在國際輿論的背景下尋找公平解決的方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日本長久以來循此原則在聯合國當中努力，今後也仍將持續。」

　聯合國《2758號決議》為日本承認北京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制約其與台北方面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

　戰後日本在正式外交上無法同時承認兩岸政府，但卻技巧地在包括《舊金山和約》在內的相關法律文件中，模糊化兩岸的一體關係，在實質上認定台灣與中國大陸為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治實體，彼此無法有效地代表對方。在台灣問題上，堅持此為日本放棄的領土，其歸屬日本無權置喙。

　在1978年3月，日本自民黨內部就《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簽訂進行討論，依然強調此條約無涉台灣的地位問題。日本游移兩岸的中國政策寓意「二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一中政策」，關於台灣主權問題，日本與北京的歧見難以弭平，此亦是造成「台灣問題」不時干擾著中日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並帶給台灣獨派政治遐想。（作者為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