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6的民主考驗

　立法院改選才過一年半，執政黨未廣泛檢視個別立委問政表現即推動大罷免，引發社會對立與族群緊張。民主制度設罷免機制，原是作為糾正失職民代手段，若被作為重整翻轉國會力量的政治工具，恐有違程序正當性與濫用機制之嫌。

　國會監督原是憲政制衡精神所在，在野立委是依法履行質詢、提案與預算審查。即使政策主張存有歧異，也應交由選民在下次選舉檢驗，以罷免補選提前更替，選民未必熟悉委員問政內容，就被迫選邊站，這是徒增社會動員負擔與行政資源的消耗。

　台灣過往雖有罷免案例，如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主因聚焦於特定市政爭議與政治誠信，此次罷免卻呈現無差別之勢，實屬前所未見。更令人關切的是，政府推動罷免同時，亦加強對在野黨的法律偵辦。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在庭外悲號「我怎麼會生在這樣的國家」，折射出政治追訴與司法公信間的張力。柯文哲案亦歷經長期羈押、證據薄弱，社會輿論質疑司法調查是否存在比例原則與中立性問題。

　罷免過程中，針對違規連署行為也出現顯著雙重標準：藍營人士因涉嫌連署瑕疵即遭收押禁見，綠營違規則多未究責，甚至一路過關，顯示司法介入選務的選擇性執法。若司法染上政治色彩，人民將同時面臨罷免與司法的雙重壓力，不僅法治信賴破產，人民更無從信任國家機器。

　賴清德總統近日宣講「團結國家十講」，對於不同立場者，公開使用破壞團結、妨礙進步、打掉雜質等字眼。台灣社會多元，立場不一本屬常態，民主機制應容納不同聲音，而非以路線鬥爭代替政策辯論。因此，726的罷免投票，不只是一次程序性的選舉，更將考驗社會對憲政常軌與民主價值的選擇。

　唯有在此次投票做出堅定選擇，支持制度穩定與權力制衡的價值，才能防止民主機制被過度操弄為政爭工具，更能明確對政府的集權與獨斷傾向提出警惕與拒絕。這不僅攸關某一政黨或立委的得失，更是全民對民主機制健全運作的共同責任。

　面對當前政治情勢，公民應審慎評估此次罷免行動的動機、對象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與正當性，透過冷靜思辨，抵制可能導向威權的政治操作，傳達對憲政秩序的期待，進而守住多元共存與相互制衡的民主價值，讓台灣不陷於對立輪迴，而是能走向成熟理性的民主社會。這一票，不是選擇誰留下，而是選擇台灣要走向什麼樣的民主。（作者為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