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苦難，到達星辰

每年五月，我們都為「凡有華人處，皆有小鄧歌聲」的鄧麗君招魂，今年倏忽是她猝逝的第三十年，鬼使神差地巧合，郝譽翔將其近二十年前舊作改寫為《七星物語》出版，似乎一起為殘酷時間大神下了註腳。

　新時代，新的招魂工具，手機的社群平台傳出柔情歌聲：「我怎能離開你，我怎能將你棄，你常在我心中，信我莫疑，願兩情常相守，在一處永綢繆，除了你還有誰和我為偶」，正所謂愛別離，求不得，死生契闊，終須幽冥兩隔，那麼不能忘情的凡俗我輩究竟要如何超越？又該如何勘破？這必然是人生哲理的大問題，若縮小為小說家的執迷或曰職責，同一故事素材，既然早已寫好成書了，緣何念念不忘，一再回頭癡望？於是許多年後，不得不增刪再寫，老樹新幹，是小說家的自尋煩惱還是自我挑戰？對於讀者，是文本「照花前後鏡」的比較？還是重讀的考掘？是樂趣或挑剔，翻新或懷舊，必得交給看官自由抉擇。

　郝譽翔在這本新書的自序也是自剖，已經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她引用《聊齋誌異》文句，將近二十年後，重寫是「已死春蠶得以復活，破繭而出」，何其勇敢又婉約。我個人以為尤其對於小說作者，年齡常常是最好的饋贈，如同物理的距離，如同鏡頭的景深，帶來的是書寫時的沉靜力量，與相較年輕時廣闊的視野，而且懂得與那些滾燙得令人坐立難安的熱血、激情保持距離。是以這些小說立基的還是我輩才會熟悉的那句老口號吧，「溫暖的心，冷靜的腦」。

　當然，我們很容易讀出這七篇小說與以《聊齋》為首的志怪小說的千絲萬縷關聯，借用林文月前輩的書名，這是「讀中文系的人」的基本功，然而郝譽翔致力的決計不是將十八世紀的妖狐鬼怪，從文言文稀釋為白話文那樣的表面功夫，故事內裡如何本地化／台灣化／現代化，才是借古人寫今人的重心所在。

　一本西方的老經典，《逃避自由》，弗洛姆引用巴爾扎克小說的一段：「人有一種對孤獨的恐懼，而在所有的孤獨中，精神上的孤獨是最可怕的……一個人，無論他是個痲瘋病患者還是個囚犯，無論他是個罪人還是個廢物，他思考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要有一個與他的命運休慼相關的夥伴，為了滿足這一慾望，他不惜使用他的一切力量，他的所有權力以及整個生命的活力。」

　一切切，正正是，要有一個與他的命運休戚相關的夥伴。

　循此，那一個個滿腔幽怨闖過陰陽界的冤親債主，固然身世堪憐也堪恨，鬼氣森森，確實是有所為而來，而北投、草山（陽明山）一百年來歷經政權更迭，也提供了「秋墳鬼唱詩」的最佳場景，年輕世代或許不知道尤其北投曾有的熱鬧與風月繁榮，那一頁歷史畢竟翻過去了，包括愛來借景拍攝的台語電影行業，如今老屋只剩腐朽的命運，滿目淒涼，伴隨著溫泉硫磺的魔鬼味道，遊魂衰鬼藉此登場，再合適不過了。

　我們活人總愛高舉陰陽不得逾越的天條來自我保護，然而那最古老的人倫纏縛卻又總是神祕地驅使我們張望並牽引，到底為什麼？這本小說集的〈祕密〉、〈房間〉、〈身體〉三篇，有如鼎之三足，立體彰顯了小說家的核心意旨，一個人沒有選擇卻是生命源頭、那「命運休戚相關的夥伴」不就是父母，即便消失了、亡故了，血脈基因的強韌絲線還是牽扯著，當然其中關鍵是那老掉牙、讓當代人呲牙咧嘴的訓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歷來小說家們早已極力批判、攻擊了，不是的父母到處都是，郝譽翔又何必多此一寫？他筆下那一對對恐怕只是因應繁殖本能而做了父母的男女，是普通人，是千萬人口的一二抽樣，也是古文語境的匹夫匹婦，失敗失能甚至是失德，禍及子女，造成他們無從彌補的一生創傷，讓他們陷入孤兒孤女的心理困境，與其說做為兒女的「我」是固執尋親，不如說是要解開謎面，看清那命運源頭休戚相關的夥伴，完成自我的救贖。再者，與其說「愛」，那在中文語境永遠有著幾分尷尬的字眼，不如回到志怪、筆記小說中的傳統老派的「恩義」吧，回報，償還，伸張，彼此兩清後各自自由自在。

　畢竟隔了二十年，小說家自己也做了母親，我聽她說過女兒幼小時，好幾年她每晚為其朗讀故事書陪伴，那平常卻意味深遠的畫面為這本小說鋪陳了一層寬容的底色。故鬼穿越來到今時今地，抵達之謎掀開了，顯得當代新鬼如此嗆俗不堪，故事中人即使了解人各有體，各有難解的困境、無常的窘迫，「我嘆了口氣，想要模仿大楊吐出阿纖的動作，也將青鳳吐出來，但沒有辦法。長久以來，她已經變成了一塊化石似的，就鑲嵌在我體內的最深處，再也無從起出。」

　果真是化石嗎？一拉丁文諺語Per aspera ad astra，經過苦難，到達星辰。

　因此，我們來到了壓軸的〈瓶子〉，雖然不可劇透爆雷，我得這麼說，小說家的現身說法，也是自我消解與消遣，小說的虛構特權一如魔法足以致幻變形，顛倒時空，招來鬼神，我們讀者看官到底要如何當真看待呢？小說這一行，哪有那麼容易名利雙收、轟動海內外。這紙上一場恩怨貪嗔癡，是小說家以年紀歷練鍛鍊而來，「姑妄言之」的志怪書寫可是煙幕彈？（本文係《七星物語》推薦序，聯合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