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求索

1896年，西班牙作曲家葛拉納多斯（Enrique Granados 1867-1916）凝神駐足於戈雅的畫前，周遭一片寂靜，殊不知映入音樂家眼中炫耀的色彩，已因悸動而幻化成翻騰於心中的聲響--鋼琴組曲〈戈雅畫集〉誕生於此刻。那是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紀念西班牙畫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誕辰150年，舉辦特展時，所發生的吉光片羽的一刻。

　二十幾年前彈奏葛拉納多斯的鋼琴曲〈戈雅畫集〉（Goyescas）時，我感受的是夜鶯、是吉他、是少女少男月下情意的傾訴、是西班牙絢爛陽光的一切。現在我知道，戈雅，這位十八世紀西班牙的國寶畫家，堪稱西方藝術史上，遭受精神磨難最決絕的一位。他活著的時候，雖說貴為御用畫家，但也得時時服侍國王臉色，在歷代王室更迭夾縫中求生存；之後，壯年之際時逢西班牙與法國之戰，戈雅以畫筆，在大時代中用一雙冷眼熱手繪下戰爭的血腥殘酷——在那個沒照相機的時代，此舉相當於今日的戰地記者；還有，那是一個自中古世紀以來，龐大的教會勢力就一直箝制著思想自由，昏聵蒙昧的時代，廣場上火刑處決異端，是天天上演的熱鬧戲碼。

　戈雅，在世俗現實裡，不安顧盼地求生存；在緘默中，銳眼搖首感嘆人性愚昧。他，觀察得如此透徹，記錄得如此寫實，隱喻得如此辛辣；這一切，只因他——聽不見。

　輝映陽光的藝術探索

　出身西班牙鄉下的戈雅，生來個性急躁、易怒、好強且富革命精神。十七歲時來到首都馬德里，剛開始時為皇室設計錦織地毯的圖案──如文藝復興三傑的拉斐爾，也曾做過這藝活。這段期間的作品，是我年輕時邂逅的戈雅：絢麗的陽光，明亮的色調，歡笑載舞的年輕男女，充滿著青春氣息，他們的笑聲，彷彿盈溢出地毯。這期間，他靠著替貴族皇室繪製肖像，累積實力與人脈，藝術風格日漸成熟。

　當時擁有海外廣袤殖民地的西班牙，是甚麼樣的光景呢？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南美洲逐步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海外的資源為遠在歐洲的母國挹注可觀的財富。不過，經過幾百年後，1701-1714年間，奧地利與西班牙為爭奪皇位的繼承資格而大興戰事，西班牙開始急遽衰落。附麗於這歷史的，還有一重要的原因，即當初贊助哥倫布的女皇，做了一個關鍵性、卻也是致命性的決定：下令天主教為獨一無二的治國準則，否定其他宗教的正統性，並驅逐境內異教徒。這一來，幾乎是為接下來的幾世紀，展開一連串無止無境的「異我不容」的人性迫害──「宗教裁判所」的設立，就是這愚昧饗宴的完美背書。

法國的崛起VS.伏爾泰的啟蒙

　法國文學家雨果曾說：伏爾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

　西班牙與奧地利皆源於哈布斯堡王朝 ，藉聯姻連橫彼此，但地理上兩地之間夾了一個法國。十八世紀初西班牙因絕嗣，引發了法國波旁王朝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爭奪西班牙王位的繼承之戰，歐洲許多國家各懷鬼胎地一起捲入這場戰役。重新洗牌後，法國趁機成為新勢力，成為此次贏家，由太陽王路易十四之孫—菲利浦五世—繼承西班牙王位，成為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國王。西班牙加速衰敗。

　這時候的戈雅雖尚未出生，但上述似乎已為日後法國拿破崙蹂躪西班牙人民埋下伏筆。

　來到1786年，經過了數十年在馬德里的藝術奮鬥生涯，四十歲的戈雅成為御用畫家。這可說是當時一位藝術家在世俗上的最高榮譽，但是戈雅的筆沒有停下來。畫家的眼，本就銳利，戈雅不妥協的態度與那深藏的暗喻影射，不斷反映在作品中，在我眼裡，簡直大膽到有些玩命的地步。

　一是赤裸裸的寫實。

　古今中外，只要是踏入宮廷的畫家，我想沒有人下筆時不會美化皇室成員的。御用畫家的雇主不是別人，只有一個──國王──有時甚至連權力更高的教皇也慕名來插一腳。在沒有攝影機的時代，要垂青千史，靠的是御用畫家，有人敢把國王老闆的鼻子畫歪？但哈布斯堡王朝數百年來為了鞏固權力的近姻通婚，出現在後代子孫的是那明顯易見的：戽斗、厚脣、長鼻、突眼的低能智障相貌；不過，即便如此，他們在御用畫家手下，往往也能呈現出一派王者貴氣之風。

　但1800年，御用畫家戈雅筆下的《西班牙查爾斯四世家族》作品，簡直讓我捏一把冷汗。這全家福般的肖像畫，中央站的是皇后，大腹便便的國王側身稍右，一看就知其地位如何──一個似罩不住一家子的好好先生；但除了對小孩筆下留情外，該畫裡的成員幾乎是集平庸、無能、暴發戶的氣質之大成。戈雅毫不掩飾地把這家族成員的特質：粗魯兼輕薄無知的模樣，照實地呈現出來。一位法國使者看了，僅淡淡說了一句：「像街口賣麵包的一家子」。

　這種冷眼，讓人不寒而慄。而戈雅躲在左後方的畫布前 ，看著一切興衰遞迭。

　有這樣的皇室成員，這一來，1807年拿破崙的入侵西班牙，完全不令人意外。

　二是辛辣的隱喻。

　除了宮廷委託之外，戈雅尚擅長版畫，比起光與影的大師林布蘭 （1606-1669），無論其質與量皆不遑多讓。林布蘭製作的版畫題材，不外是繞著聖經故事或刻畫著人性日常的自然喜怒；但戈雅的版畫系列：《隨想集》（Los Caprichos 1793-1799），卻如隨筆般地，犀利、寫實地諷刺著人性的虛榮、無知、迷信──甚至尖銳的挑釁教會的威權。

　那時，法國伏爾泰（1694-1778）的啟蒙主義尚未抵達，宗教控制一切。農民雖占著90%的總人口，但貴族與教會階層卻擁有大部分的財富資源。「啟蒙主義」提倡的宗旨是：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要求宗教寬容、維護言論與思想的自由。這與當時西班牙的實際社會狀況形成尖銳對比：天主教為唯一權威，人，臣服其之下，毫無個人價值意識可言；聖經裡的字句是唯一真理，不容質疑，內載地球是平的，地球即非球狀；此外其排他性的宗教立場，視其他信仰為異端。一旦，正義理所當然的屬於我方，接下來就是：瞧！我怎麼對付你！因此宗教裁判所肆虐數百年，抑止了科學的發展，禍害無窮。

　伏爾泰的思想最終不只引發了革命性的運動，其天賦人權之說，更促成了後來民主社會的核心思維。

　簡單一例戈雅的《隨想集》：一位伏案睡著的人，身後鬼影幢幢，一堆魅影崛起，標題寫著：「理性，一旦沉睡，妖魔邪道立即竄舞。」圖中，代表著智慧的貓頭鷹，一隻隻飛走了，戈雅視「理性」為唯一能對抗蒙昧的良方。這是藝術家早於一般人嗅到的「啟蒙主義」；但這批判性的自覺，自然也危及到人身安全。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歐陸最後廢除宗教審判所的國家，一直到1826西班牙的廣場上還燒著最後一條人命。而戈雅竟然敢把主教刻畫成有副驢耳朵的模樣，且在那裡講經；立文傳字的書記，也是隻坐著的驢子。

　我不知道四十六歲（1792）因病耳聾的戈雅，站在廣場上目睹異議分子被火刑時，是否因嗅著烈火焚燒的焦味，而趕緊把才出版兩天的《隨想集》那八十幅版畫全數收回。不過，這已逃不過宗教裁判所的眼線，準備要好好嚴刑審問戈雅；最後，是在國王的仗言下，方躲過教會的魔爪。

啟蒙的進退與失據

　法西戰爭（1799-1815）是西班牙人為了反對法國入侵的民族解放戰爭。這時戈雅正值五十壯年。如果說，版畫是戈雅的社會人性批判；那油畫則是他的戰地攝影。拿破崙為擴大自己勢力，不惜堂皇入侵自己的盟國，趕走了西班牙國王，立自己胞弟為新王，摧毀教會。西班牙人民與法軍展開激烈衝突，死傷無數。砲火隆隆下，聽不見的戈雅以畫筆為動盪的時代留下紀錄，這幅《1808年5月3日》清楚的表明藝術家對戰爭的極度厭惡，對拿破崙逐步的嗜權跋扈深感絕望，對人性的殘暴感到無助。此畫，今天仍如警示跫音般在事發現場鮮明的展示著。

　這，讓我想起了貝多芬（1770-1827）。他和戈雅一樣，也是十七歲時來到藝術之都維也納，靠貴族皇室的賞識提拔，建立起藝術生涯，四十八歲全聾。對貴族無能卻世襲的封建的嘴臉深感不以為然，當法國大革命消息傳來，貝多芬得知伏爾泰主張的平等、自由、人權得以伸張，普天下平等，心目中的理想大同世界即將實現時，將拿破崙視為英雄。不料，自己本來崇拜寄望的拿破崙於1804年稱帝於巴黎聖母院，希望幻滅的他不屑地憤怒表示 : 「那傢伙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罷了！現在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罔顧一切踐踏人權。他會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

　接下來，就是家戶喻曉的故事，他把原本打算呈獻給拿破崙的《英雄交響曲》題款，憤怒地刪掉。後人多喜著墨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風格如何轉變、如何影響後來的樂曲型式，繼而成為浪漫派的開路者。原因在於：貝氏因對此事的不平，由失望、憤怒，進而衍生出自我意識，為人性抬頭發聲──此時此刻，已非再為他人作嫁衣裳。

　拿破崙稱帝後，隔年1805年及1809年法軍攻入維也納。

　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間，戈雅創作了一組版畫《戰爭烽火》（Desastres de la Guerra 1810-1814）。他是西、法戰爭的見證者，為反戰控訴著。這與之前的《隨想集》（Los Caprichos） 一樣，是「自發性」無主託付的創作，和受皇家貴族的委託創作不同，是戈雅發自靈魂的吶喊，為自由而畫。

　所以，一個是受法國革命精神感召，以為理想大同時代已至，以為人人真能平等，實際上出現的卻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獨裁者；另一個深與啟蒙主義共鳴，所以畫筆下是社會權貴批判、是除魅去昧，是透視人性真相後的吶喊。兩人皆在戰火隆隆的時代，聽不見塵世間的一切，卻以藝術吶喊發聲。

　1812年拿破崙敗於俄，西班牙戰事停止，西國得以平靜，並立了歐洲第一部憲法。1813年拿破崙敗於威靈頓。1814年「維也納會議」舉行，目的在於解決由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並為保證歐洲的長久和平。這次奧地利是大贏家。

　此時，年近七十的戈雅（1814），因一幅裸女畫「瑪雅」而面臨宗教裁判所虎視眈眈的爪牙。這回戈雅沒諷刺教會；但是，裸體引起的道德不潔已是惹惱教會的大忌，老國王退位了，沒有人像邁迪席家族對待伽利略一樣，愛才甚篤地保護他了；折騰下來，他跟伽利略一樣老命是保住了（伽利略因「地動說」於1633年遭宗教審判，跪著寫下悔過書，並保證日後不再發表謬論，才保住七十歲的老命），但歷經一連串的改朝換代後，戈雅向新的國王請辭，出走法國，他把晚年的鄉郊居所命名為：「耳聵之家」。

　1827年，1828年貝多芬與戈雅先後辭世，這兩位藝術家都為後世留下關鍵性的伏筆：在音樂上，貝多芬於無聲的世界裡，摸索著樹立藝術家人格的獨立性，開啟了浪漫派的起承，為後繼的音符闢展了廣袤的可能性與無盡的自由；在美術上，戈雅毫不留情的社會諷刺到深層的心理抽象描繪，為印象派與現代畫風、甚至下個世紀的潛意識心理學，視覺化地解讀鋪路。

　他們，都在皇室權貴的庇護下奮力成長，都經歷戰事洗禮，都活在無聲暗饋的世界裡，同時，都心懷淑世大同的理想；最後，在歷經種種磨難後，試著傲然挺胸地走出「自我」──這，就是浪漫主義最終的「自由精神」。

　兩人，不得不藉藝術求索，求索大同和平，求索人類的平等自由在戰火隆隆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