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一九八O的現象與探索──《暴雨將至》序（上）

經過長長的四十年的時光隧道之後， 我們回望，才想起隧道中， 我們曾在幽暗中吶喊，眾聲喧嘩，回音盪漾。 當我們走出那長長的隧道， 眼睛迎向逆光的瞬間， 世界忽然白茫茫一片。 那是強光的盲目？ 還是失去方向的茫然？ 我們如何找回最初那一顆熱血之心？

１，打破禁忌的年代

　談起一九八O年代台灣，我們總離不開幾個鮮明的字眼「台灣錢淹腳目」「自力救濟」「咱要出頭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社會力解放」……，諸種標誌，而總歸一句話，便是「青春！狂飆！」

　狂飆，最明顯的標誌是：飆車族。

　從南到北，從北投的大度路，到台中的中港路，從梧棲濱海大道，到高雄工業區新建大道。一群年輕人，青春熱血，無懼生死，無視於時速限制，無視於沒安全帽有多危險（當年尚無騎機車戴安全帽的規定，1997年6月1日；開始實施強制戴安全帽之立法），無視於有無違規，無視於警察的規勸取締，不僅當場飆車競賽，甚至和警察飆車追逐，比賽誰技術更好，誰有能耐甩掉警車。而警察當時開的都是國產車，根本不足以和進口車、越野跑車、改裝車、知名賽車相比。

　狂飆，也顯現在金錢遊戲。大家樂是地下經濟的典型。跟著愛國獎券開獎，用其號碼為依據來賭博的大家樂，每一期約十天之內，至少四、五十億金額在全台灣流動。民間游資多的地下經濟比地上投資更兇悍。所有法令都是舊的，它只能規範到舊的經濟活動，對諸如地下投資公司、集資標會、非法賭博，卻毫無辦法。

　地下經濟也顯現為野雞車的盛行。由於大量勞動人口向城市流動，每到假日便是返鄉狂潮，限定由公路局運行的高速公路只有國光號和中興號，根本不敷所需。民間自行營運起來的野雞車大行其道。南來北往，生意比國營的公路局更方便。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檳榔攤，小小的雜貨店，自動自發的加盟，成為野雞車的售票點，上下車的地方。

　急速積累的金錢，瞬間暴富的地主、暴發戶，也帶來扭曲而擴張的「俗擱有力」的欲望。地下酒家在城鄉之間，大行其道。鄉村酒家自有它的客源與經營者，以及女性的陪酒者。原住民部落的未成年少女被人口販賣到陌生的都會，站在都市的暗巷裡，關在鐵柵檻的後面，向城市揮舞著招來的手，卻更像是無助而悲哀的控訴。

　當時的流行文化現象也生猛有力。1985年左右，卡拉OK開始大行其道。原本戒嚴時代的法律對歌舞廳有嚴格規定，得持有八大行業的執照才能唱歌跳舞營業。但在1985年之後，任何一家餐廳，只要有卡拉OK設備（發源於日本，引進後在台灣改進為本土歌曲的伴唱帶），誰都可以上台唱歌。來賓只要先點唱，餐廳排歌的服務生自會點名幾桌來賓點唱某一首歌。白天經營簡餐西餐的小咖啡館，晚上化身為卡拉OK的店。一支麥克風，一台點唱機，就是飲酒歡聚的場所。雖也有各桌來賓之間點了同一歌，搶著上台而有點小糾紛，但也可以合唱同台，同歡共樂。

　（還記得媒體界下班後最愛去夜飲的「小蜜房」和呂姐嗎？）

　而新興的伴唱帶（這古老的名詞，意味著一種錄音帶似的伴唱帶，一卷有約十幾首歌，依來賓點的歌來播放），也是隨著台灣的新興伴唱設備而生產出來，國、台、日、英語都有。流行歌的主旋律也改變了。那些夜市街頭賣的卡帶，傳唱的歌，變得比電視台傳播得更快，更大受歡迎。

　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就是從台中的歌廳、夜市市集、再到卡拉OK伴唱，風靡全台灣。民間的庶民流行文化取代過去由三台公營電視所控制的歌舞系統。夜市與卡拉OK的力量，形成1980年代生猛的大聲歡唱吶喊的風景。

　而卡拉ＯＫ的伴唱的出現，與伴酒歡唱的女子（她們何曾不是流動於城鄉之間的另一種流動的風景），一樣在城市與鄉村，鼓動著浮誇的慾望城國。

　各種各類的地下活動，上自地下金融機構在民間吸收游資，股市開始飆升；下到機車、汽車改裝飆速，地下營運的加油站、野雞車、兼營色情的小吃店，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流蕩。在在都說明了一個事實：急速發展富裕起來的經濟動力、大量的人口流動，社會新興的動能，其能量已超出舊有體制所能規範的框架，更遠遠超出了政府的公營機構的交通、運輸、金融、銀行、股市等，所能提供的一切。

　各種新興的社會活動因應時勢，自發崛起。那種感覺，就像一個少年茁壯成長，早已是體格壯碩的青年，你卻叫他還穿著小學生的制服，唸著小學生的課文一樣；事實上，他的肌肉，早已撐破了那小小的制服；他的身體，早己成熟為青春欲望的肉身；他的腦袋，早已充滿賀爾蒙的衝動與欲望。

　政治也是另一個急速成長的軀體。

　1981年台北市議員選舉是黨外新生代崛起的關鍵時刻。林正杰以「黨外長子」的使命自期，以「正的、長的、扁的」（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聯手當選，繼美麗島受難者家屬的參選（周清玉、許榮淑）之後，開啟新生代參政的風潮。隨後林正杰辦了《前進》雜誌，而許榮淑則辦《深耕》，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開創黨外雜誌的新時代。

　由於民間需求旺盛，1980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報攤子上，出現了大量的黨外雜誌，有些被查禁的雜誌，反而賣得更好。書攤的老闆把禁書藏在報攤下方，如果看到你在翻看黨外雜誌，再觀察你不像來查禁書的特務，便會從底層抽出禁書，故意現一下即收起來，說：「這是剛查禁的，要買要快，再不然被沒收就沒有了。」大部分有興趣的人也沒有時間翻看內容，帶著一種偷偷摸摸，怕被發現的快感，很快付了錢，用報紙包了書，便帶走了。

　而在台大附近，本有許多書店，大家眼看禁書有銷路，便也印起了另一種禁書。在新生南路附近的書攤上，開始出現沒有寫作者名字，或作者寫了另一種筆名，或本名的書。例如：魯迅的小說，書封的作者名叫「周樹人」；巴金《家春秋》書封寫的作者叫巴克，因他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其它如錢鍾書的《談藝錄》，現代詩選等等，也都不知被那一個學校的學生或書商給印了出來。大量的1930年代的禁書，從沈從文、魯迅，到巴金、冰心、茅盾、乃至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有。

那是一個衝破禁忌的時代。閱讀打開了視野，也打破了各種思想禁忌。那是一個知識補課的時代，把過去禁忌的文化補回來。

　那是打破禁忌的時代。從禁書到雜誌，從交通運輸到地下賭盤，從路上飆車到封路賽車，乃至於後來的反杜邦運動，帶領群眾走上鹿港街頭，搞出了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第一場群眾遊行。這一切，都是在破除禁忌，向權威挑戰。那是充滿豐沛的民間力量的時代。

當時有諸多議論，認為那是要衝破體制，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開端。但另一方面，也有諸種壓力，要求維護社會秩序，不能任由民眾「脫序」（這是當年批評者最常用的古老名詞）。

各種禁忌與開放交會的年代，人心充滿迷惘、困頓、追尋、衝撞，卻又充滿希望。

　我當時曾參與主編黨外雜誌，也曾主編反抗的文學詩刊，每一期都被查禁。內心卻充滿「要來一場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的激情。以極度的熱血，想衝破戒嚴的羅網，走向民主自由的時代。

　　　２，台灣社會力調查

　由於1982年，寫作三十年政治犯的專題報導，因緣際會結識了在《美洲中國時報》上班的李明儒先生，又因報社改組異動，後來進入《時報新聞周刊》擔任記者。

　當時的自己心裡想的是，如果要「搞革命」，至少要像毛澤東赴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底層出發才了解真正的民間思想與社會動力。或至少，也像許信良、張俊宏那樣，寫一本新時代的「台灣社會力分析」，這才能了解台灣民間有沒有「革命的動力」。否則像個關在書房裡空想的知識分子，憑空想像革命，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的阿Q。

　運用自己是大報記者的身分，可以站上第一線採訪的優勢，我擬定了重新做一次「台灣社會力分析」的計劃。預擬的題目包括：農民、農業、勞工、工會、漁民、原住民、企業等。

　為了深入相關的研究專題，我藉由報社的方便，大量查閱舊的剪報。此外找尋更深度的研究論文。尤其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論文與專書，對產業、經濟、行業有不少研究。以此補充了自己在經濟學的不足，從而尋找農工漁牧等問題的經濟根源。但另一方面也發現，產業的研究較易找，但從社會學角度對產業工人、農民、漁民做研究的論文，卻非常少。社會學與社會主義容易被畫上等號，做這種研究仍是敏感的事。

　但我自此踏上在現場採訪摸索的道路。這一路走來，從1981年採訪礦坑而寫下《礦坑裡的黑靈魂》開始，到1982年採訪三十年政治犯而寫下報導〈綠島囚禁三十年〉，再到1986年開始的社會採訪。訪問了號稱「世界第一」的拆船業，寫出血汗成的王國。再採訪林園工業區，目睹一個漁村如何從安樂小村，變成石化工業汙染的荒涼而荒蕪的廢墟。

　歷經台灣社會轉型的巨變，我開始記錄社會的狂飆：大家樂的地下金融與民間力量的崛起。包括：反杜邦運動，讓三百年古鎮一夕之間成為台灣最生猛有力的群眾運動的起點；而機場事件則記錄了政治運動的狂飆，自主前往的群眾，讓國際機場癱瘓，同時看清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群眾的熱血熱情作動員，在第一線爆發衝突，而自己卻躲在機場裡，和情治人員協調，吹冷氣，逃避群眾衝突的政治、法律責任。

　隨著環境運動的興起，我參與了《新環境》雜誌的編務，儘量將環境運動的社會力與《新環境》的學者，如柴松林、馬以工、張國龍、黃提源諸位教授結合，讓學界的知識力得以成為社會運動的基磐。恰在1986年，俄國發生車諾堡核融爐事件，我不相信台灣核電廠並無意外事故，畢竟我們是初學者，知識與能力不夠，學習過程中難免跌跌碰碰，因此有必要加以深度採訪。基於此，我特地請高雄的朋友洪田浚引介核三廠的員工，試圖訪問出相關的內情。

　然而事情進行得非常不順利，初步連絡上之後，他們感到恐懼猶豫，不敢再接觸。我在恆春的旅館等待數日，一無回音。正在失望之餘，卻傳來他們願意見面的回電。原來，因俄羅斯核融爐事件，行政院長俞國華宣告核四要停建，原來的建廠員工（他們與核四的運營員工不同）即將面臨被核電廠解僱的命運。基於有不少人在核一廠開建之初，即參與核電廠興建工作，如今都已十幾年，此刻中年失業，未來生計無著，他們決定去台北向總公司申訴陳情。但他們毫無寫陳情書、寫標語、拉布條的經驗，因此想就教於我。因他們聽聞我曾參與反杜邦運動，對社運較有經驗。

　他們的會面，首度開啟了我對核電廠的採訪報導，包括核電廠與美國核電公司的政商人脈連結，美國運用政治施壓的手段，以及核電設備有問題的種種內幕。當然，核電廠員工癌症死亡率的調查報導，也讓核電廠員工開始注意身體的健康檢查。

　最重要的是，運用《新環境》的名義，1987年三月，我們去恆春辦了一場核電安全說明會。這是台灣首度有關於核電安全的群眾集會。

　由於當時台灣仍在運用核電廠所取得的核原料，暗中進行製造核子彈的研究，因此核能相關的資訊都是作為國家機密而加以保護，核一到核三皆如此。因此警備總部非常緊張，怕我們去包圍核三廠，對於我們的活動如臨大敵，派出四五百人的鎮暴警察，開著大型偵防車來到恆春守衛防備。

　而我們也不甘示弱，把群眾從恆春國中的大禮堂演講會場，直接拉到街頭，跟數百鎮暴警察的警棍、盾牌對峙。在鎮暴部隊的包圍注視之下，繼續開講。有些內容甚至是對著鎮暴警察的年輕人說的，因他們有不少是恆春人。

　其後由於好友關曉榮在蘭嶼進行為期一年的蹲點採訪，他和達悟族青年有良好關係，思想上影響了他們，因此開啟了蘭嶼反核廢料的運動。

　這些故事都是時代最重要的印記，全記錄在本書裡。較為特別的是，有些報導作品保持原貌，以見證當時的氛圍例如拆船場的深度報導，因它已消失，永遠不再了。而〈礦坑裡的黑靈魂〉也一樣。它見證了台灣從十九世紀蒸氣機時代開始，即開始大力發展的煤礦產業，到1980年代開採殆盡，災變頻傳，死傷慘烈。過不久，煤礦業主因成本增高，煤產稀少，不敷成本，全部關門。煤礦的故事，成為永久的歷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