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降溫 中日安全困境未解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參議院重申：「自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以來，日本對中國有關台灣主張採取『理解並尊重』，立場未變。」此番表述意在回應她上月提出「台灣有事論」後，來自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彈與一連串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壓力行動。有評論因此解讀為高市立場有所軟化、兩國關係可望降溫；但若把高市的發言放回更廣的地緣政治結構中觀察，這並非單純「退讓」或「失言」，而是反映出中日間已存在的結構性安全壓力，使得日本在國內政治、與美國盟誼、以及對華外交之間，採取語言上的折衷以降低升級風險，同時不改變根本戰略取向。

　首先，高市的補充性陳述，從外交語言上仍屬於維持「戰略模糊」的範疇：一方面以1972年聲明的措辭給中國留面子，避免立即激化衝突；另一方面也在回應日本國內保守選民與美國盟友對日本安全的期待，試圖在國內政治與外部壓力間取得平衡。這種「語言上的降溫但戰略不改」的調整，反映的恰是中日雙方因地理、軍事與經濟互動而日益緊繃的安全困境。

　要理解所謂「台灣有事論」的真正功能，就必須超越表層的「海上通道與經濟衝擊」論述，從而直指日本的深層戰略動機。從地理上看，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距離台灣約110公里，而福建平潭島到台灣約為130公里，二者在地理距離上僅有20公里的差異，因而使得台海局勢對日本的實際威脅尤為具體。

　有事論常把論述聚焦在三個具體衝擊：一、琉球群島與西南諸島可能成為衝突前線，直接牽動日本防衛陣地與基地；二、日本高度仰賴海運能源與進出口鏈，一旦周邊海域遭遇封鎖或長期擾動，將對民生與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三、基於日美同盟，若美方請求日本提供後勤或基地支援，東京會面臨難以完全拒絕的政治與軍事壓力。這些表層風險，確實能構成動員國內支持、或合理化強化防衛能力的論述基礎。

　然而更為深層且決定性的，是日本對於台海戰後地緣格局變化的焦慮：若台灣被納入中國主導的區域秩序，日本在戰略上的「南方防線」可能被重塑，防禦縱深與海上生命線將面臨結構性威脅；在極端情況下，日本將被迫重新衡量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在亞太勢力版圖中的定位。換言之，對日本來說，問題不是單純「保護台灣」本身，而是憂心台海結局將改寫未來數十年甚至一世紀的地緣戰略基底。這類焦慮不是純粹情緒性的，而是已經滲入日本戰略規畫與國防文件中。

　因此，高市「台灣有事論」背後，實際上也有日本在測試與維護其區域戰略利益的成分：以可能的日本參與、基地或後勤支援作為牽制，以確保在任何重大地緣變動發生時，能維持自身的戰略選項。這解釋了為何即便面對中國的外交或經濟壓力，日本仍會在國內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態勢並公開討論相關風險。

　話雖如此，論及「戰爭是否不可避免」仍須謹慎。較適當的說法是：在現在這種結構性壓力與互不信任下，衝突的風險顯著提高，而非直接斷定不可避免。

　總結來說，高市早苗的表態並非簡單的「服軟」，而是日本國內政治、對美盟誼與對中戰略壓力三者之間的外交折衷。中日之間因台海議題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已經顯現，地理距離、軍事部署、經濟連動與美日聯盟互動，使得此一困境具有深層結構性。若雙方不願意採取能降低對方國家生存疑慮的具體措施，則區域衝突的風險將無限推高到爆發邊緣。只有透過制度化且多邊的合作與信心建設，才能把風險重新拉回到可控管的交往軌道。（作者為自由撰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