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願望，我們才能在願望中重逢

認識陳耀昌醫師應該是2007年之後的事，對他早年醫學事業和他涉入政治活動的種種成就與事蹟，可以說毫無所知。那幾年因為陳水扁總統貪腐的問題，台灣內部頗不平靜。倒扁的紅衫軍運動，從2006年下半年起，震動海內外。幸虧台灣的民主基礎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發展與考驗，未釀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也不知是何人推薦，2007年某日，我接到耀昌兄的電話，希望我能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分，協助見證處理募款帳目不清的疑雲。印象中只開了一次會，會中有耀昌兄、許木柱、魏千峰、姚立明等人。之後，問題怎麼解決的，其實我也不怎麼清楚。再次注意到耀昌兄的名字，是2008年馬英九總統提名他為第四屆監察委員受挫的新聞。2009年因八八風災的關係，我入閣接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的工作，開始與耀昌兄有越來越密切的交往。事後瞭解，這恐怕和他逐漸踏入小說創作的因緣有關。

　早在2003年耀昌兄為《財訊》寫專欄開始，他除了發揮他在醫學和生技方面的專業知識之外，我發現他對歷史有明顯的好奇傾向。他曾多次親口對我談起，李登輝總統獨子李憲文因鼻咽癌早逝，從醫學的角度推翻李登輝具有日本人血統的傳聞。對文獻記載鄭成功三十八歲「驟發癲狂」、「咬盡手指」、「撕抓臉面」，帶著猙獰的表情死亡之謎，也有他獨特的看法。從他2006年集結的《生技魅影》、2008年的《冷血刺客集》到2015年的《島嶼 DNA》，都有他走向「史學」的線索。2012年出版《福爾摩沙三族記》之後，他一頭栽進歷史小說的創作，對我而言，乃是順理成章、毫不意外的事。

　不同的是，他對歷史的解讀和興趣，不純然是一種史學致知的活動，他關心的是另一個遠遠超越歷史本身所要追求的東西。從對台灣史的思考來看，耀昌兄是從追索這個島嶼上生活過的人的DNA出發的，族群、地域、語言、政權和經濟利益的問題固然重要，但血緣、文化基因的交織，更是凝聚、型塑這塊島嶼共同命運的真正力量。我想，耀昌兄生命最後十年台灣史系列小說創作所付出的巨大心血，目的恐怕不完全是文學或歷史因果的想像與思考，而是在為撕裂、對立的台灣政治與社會現實，尋找一個科學與人性的出路。

　這可以說明耀昌兄為什麼在許多的場合中，總要強調自己有西拉雅、荷蘭血統的原因。這十幾年來，他喜歡穿著具有原住民特色的背心，在不同的學術研討會和聚會裡出沒。據我的觀察他是少數真實平等看待原住民的「漢人」朋友之一，不論身分和地位，他總是真誠相待，為他們做醫療諮詢甚至看診安排。他熱心推動「台灣感恩節」，2019年在《財訊》的專欄文章裡，耀昌兄這樣說：

　「假如我是立法委員，我會推出這樣的一個提案：訂立『台灣感恩節』，日期訂為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即現行母親節的前一天）。說明：台灣是移民社會，已是不可逆轉之事實。因此『原漢關係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兩岸關係』。台灣經過四百年的不可承受之輕與不可承受之重，大多數的家庭，都已流著多元族群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來的漳、泉、廈及客家移民，包括1949年來到台灣的一百五十萬大江大海人士，也包括近一、二十年來起程自東南亞的新住民。訂立『台灣感恩節』，可以宣示台灣『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族群共榮，和而不同』之社會共識，並向四百年來接納各路移民的台灣原住民族表達感恩之心及最高敬意。」

　將原住民視為台灣歷史的母親，一直是我多年來的主張，我認為它也是耀昌兄台灣文學及其史觀的靈魂。

　我對耀昌兄醫學方面的成就，雖然沒有任何鑒賞的能力和評論的資格，但看他早年完成了台灣第一例骨髓移植，到晚年（2024）投入醫療用外泌體之研發產業，都可以看出他對前瞻性議題之關注與獻身的熱情。

　每次聽他講解生技方面的發展，閃亮的眼神透露著年輕人的好奇心與求知的慾望。他搜讀大量最新的研究報告，參與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會議，對自己的專業無論多麼忙碌，他都嚴肅面對，絲毫不放鬆。我常問他是怎麼做到的，他總是笑著說他很有執行力，劍及履及。證諸他平常的行事風格還真是如此，問他某人某事，他立刻給你答覆；每次line給他，無論何時何地，他秒回的紀錄驚人。顯然他對時間的駕馭，有他自己的一套，分分秒秒，機械的轉動有恆規律。而我們的時間，總像達利（Salvador Dali）畫的鐘錶，疲軟坍塌，拖拖拉拉成了爬不出來的泥淖。這種工作的態度和對時間的掌控能力，也反映在耀昌兄寫作的態度上。

　他在寫《福爾摩沙三族記》時，有時在深夜、有時在清晨，迫不及待地 line來分享他寫作的進度，或詢問他需要的資訊。他說靈感來時，彷彿有神助，在國外旅行的飛機上難以入睡，振筆疾書無法自休，一口氣可以寫出三、五千字來。在寫《傀儡花》時，他抽空踏遍牡丹社事件發生的歷史現場，盡一些力量拜訪該探詢的人。他不只一次提到田野工作期間一些不可思議的奇遇，他甚至懷疑真有祖靈的引導。

　後來為了寫《苦楝花》，我介紹台東大學民族音樂學家林清財教授給他，他們一起踏查清代淮軍在花東行營的路線，找出淮軍埋骨的墓冢和祭祀的宮廟。耀昌兄個人還為了更多瞭解《苦楝花》的主人翁胡傳（鐵花）的故事，親自走訪安徽績溪找到胡鐵花的墓，訪問當地的耆老。

　他的文學創作，和他的醫學研究，依循的是同樣的嚴格、專注的科學精神。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科技與人文無礙的會通及相互的激盪。

　據我所知，耀昌兄很早就是黨外運動的支持者，與民主運動人士和後來的民進黨都有深厚的交情。曾擔任民進黨不分區國代、總統府科技委員，呂秀蓮副總統醫療小組的召集人等。2006年因倒扁而退出民進黨，2007年還當上了紅黨的黨主席。雖然在政治大染缸裡滾了一圈，進出不同立場的陣營，但他似乎並沒有沾染到太深的黨派習氣，他的朋友依然涵蓋不同邊、不同階層、不同世代的人。

　我想，這是因為他真正關心的是台灣民主化的品質，而不是政治權力爭奪的問題，這種人只能是彷彿在核心，但又不在核心的人。也正因為這樣，耀昌兄才能保持心靈的自由，成了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卻又能免於掉進權力牢籠的普通人。

　他常喜歡用「3C」來總結自己的生涯目標：第一個「c」是「cell」，是指他在細胞方面的研究，是對科學，特別是對解除「人」病苦一往情深的關懷；第二個「c」是「cinema」，顯然是他對自己文學志業的期待。

　按我對耀昌兄的瞭解，他致力於許多工作並不完全只為滿足自己個人的興趣與成就；他常期許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產生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在他寫完《傀儡花》之後，每次見面他都表達希望將自己的作品改編成劇本拍成電影的渴望。他不只說說而已，更積極遊說尋求實現這個目標。在他看來，「影像」的魅力和影響力，一定更能普及於大眾。

　他急於想看到原、漢之間能有真實的相遇與和解，結果是否真能如其所願，那當然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但總要有人願意真心地開始行動。第三個「c」是「country」，就是致力於一個更美好的台灣。他從年輕時代即參與政治活動，即使常自嘲是「誤入政治叢林的小白兔」，但終究是「自找」的，沾染到的風霜和污辱，也只能甘之若飴，期許一個更美好的台灣，一切都值得。

　耀昌兄病情復發的最後一年，我們仍有訊息的往來。一如往昔，他念茲在茲的依然是他目前正在寫作的進度，並預邀我繼續為他寫序。有一回他突然希望我推薦他參與「國家文藝獎」的甄選，說我比較瞭解他寫作的心路歷程。隔兩天，他又line說他正在寫的作品還未完成出版，覺得自己的創作不夠完整，或許下一屆再提吧。當時，我心中就有不祥的感覺，做為一個醫生，他一定比別人更清楚自己的狀況，他似乎已在對自己的生命做最後的安排。

　今年（2025）三月間，得知療程告一段落出院。我和他聯繫，若方便能到他府上探望，他說要問一下家人。不久，回line約好到他一個友人提供的工作室見面。他清瘦許多，面容亦較蒼白，既不諱言自己的病情，但也不減對世事的關懷。九月下旬，我預約到台大醫院回診，耀昌兄電話中說同一個時間點他也要回診，我們高興的約好在台大醫院見。

　不料回診前幾天他傳訊息說他又住院治療了。回診當天，我頗為猶豫是否方便去病房探望。我問高憲立醫師，我和耀昌兄都是他的病人。高憲立醫師鼓勵我去，說耀昌兄或許真的盼望我去探視，並幫我們問好病房。太感謝高醫師了，讓我有機會見到耀昌兄最後一面。那天，除了說話費力，躺在病床上的他臉色紅潤，談話間握我的手溫暖柔細，果然是一雙讀書人的手。他過世前幾天，我還line給他問候，整天未回，這不是他的風格，我想時間已經圓滿了，該是說聲道別的時候。

　我很珍惜這分友情，也很幸運能參與耀昌兄人生的下半場。有過風霜，人生才有溫度；走過江湖，人生才有故事；有過願望，我們才有機會在未來的願望中重新相會。再見，老友。（本文與2026年元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