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法官重挫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的崩塌，往往不是來自一夕之間的政治干預，而是源於司法者自我攬權、拒絕受法律拘束的那一刻！114年、115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正是我國憲政史上極為危險的警訊。五位大法官不僅作成程序瑕疵明顯的裁判，更在判決理由中提出一連串背離憲法體系、違反法治國基本原則的錯誤見解，其傷害，遠超個案結論本身。

　首先，五大法官最根本的錯誤，在於否認自身「依法裁判」的義務。判決中反覆主張，憲法僅規定設置大法官，並未明文規定其行使職權的程序，因此在「憲法有沉默之處」，大法官得基於所謂「程序自主權」，不受《憲法訴訟法》拘束。看似高舉憲法，實則公然踐踏憲法。

　因為，憲法第175條明文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大法官行使違憲審查權，正是憲法所規定事項，其程序如何形成、如何裁判，憲法已清楚授權立法院以法律規範。五大法官卻反過來主張，可以自行決定何時遵守法律、何時拋棄法律，等於宣告司法權可以凌駕立法權之上，凌駕於人民主權之上，這不是解釋憲法，而是竄改憲法！

　其次，這些判決徹底混淆「憲法解釋」與「依法律審判」的界線。在法治國中，法官不是憲法的自由詩人，而是法律的適用者。即便是大法官，也只是法官的一種，其身分早已明定於法官法第2條。大法官可以對法律作合憲性審查，但不能在程序上否定憲法訴訟法的拘束力。否則，刑事法官也可宣稱「刑訴法未規定某些情況」，逕行不依程序判刑；民事法官亦可拋棄民訴法，自創審理規則。若容許這種邏輯存在，整個程序法治將全面崩解。

　更嚴重的是，五大法官在明知評議、表決人數未符合法定門檻的情況下，仍執意作成裁判，並宣告法律立即失效。這已不是單純的憲法見解歧異，而是對法律程序的公然蔑視！

　程序不是形式主義的裝飾品，而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當掌握最終違憲審查權者，自己卻拒絕遵守法律程序，人民又如何相信司法會約束其他國家權力？

　114年、115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所造成的傷害，也不僅止於司法內部。它向整個政治體系傳遞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只要自稱是「護憲」，就可以不守法。這種邏輯，正是威權政治最熟悉的語言。當行政權不願遵守法律，會說是為了國家安全；當司法權不願遵守法律，卻說是為了憲法價值。結果殊途同歸，都是把人民主權與立法權踩在腳下。

　司法公信力的建立，靠的從來不是大法官自我標榜的崇高理想，而是「我也受法律拘束」的自制。五大法官在這兩號判決中，選擇站在法律之上，否定立法院所制定的程序法，等同宣告憲法法庭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孤島。這樣的司法，不可能獲得人民信任！

　最後必須指出，真正的憲政危機，不在於人民批評判決，而在於司法拒絕被批評。若對114年、115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的質疑，被草率貼上「反司法」、「反憲法」的標籤，那麼司法已不再是民主憲政的一環，而是自我神聖化的權力中心。

　法治國的底線沒有任何人、任何機關，可以為自己創造不受法律拘束的例外。五大法官在這兩號判決中，正是跨越了這條底線，也因此，對我國司法公信力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創！（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