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逃 辦警察只是治標

　富商鍾文智重刑定讞後棄保潛逃，不僅重創司法威信，也引爆連環警紀風暴。日前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督察組長因與鍾同包廂飲酒遭拔官，接著派出所副所長涉嫌協助查詢民眾個資遭羈押禁見，迄今有3名員警因本案遭羈押。輿論譁然之際，社會似乎又把改革焦點放在「警察出了問題」。但真正該追問的是：拿警察開刀，真能補上制度的漏洞嗎？

　追究涉案警察責任固然能回應民意、提升透明度與責任感，短期內也能釋放「有人負責」的假象。但若討論僅止於個別警紀，無異鋸箭療傷，根本於事無補。

　在現行制度下，法院裁定羈押替代處分後，往往僅要求被告每日向派出所報到。表面上看似有人監管，實際卻是以最低度的人力與紙本程序承擔高度逃亡風險。警察既不能決定是否保釋，也無權限制被告行動，更難主動啟動拘提，卻往往在被告潛逃後承擔責任與輿論壓力。這種「有責無權」的設計本身就在製造灰色地帶與誘惑環境。

　更值得關注的是，長期預算短編與制度性弱勢，使警察不得不在實務上依賴外力支援。由於警政預算短缺，員警連裝備、水電、快餐車支出都常仰賴警友或社區贊助，警察像丐幫四處化緣，而這些來自地方財團或支持者的資助未必純粹是善意，反而成為民意壓力或利益期待的來源。

　因此，當被告擁有龐大資源、人脈與影響力，而警察在制度上缺乏後盾與專責監控機制時，非正式關係與利益誘惑就更容易滲入執法現場。指出制度問題並非為違法行為開脫，而是必須誠實面對：若制度未能矯正濫用保釋的誘因，單靠懲處個別人員，終究只是治標。

　類似教訓並非首次。從白鴻森、陳由豪到林正二棄保潛逃，監察院多次調查指出，防逃制度不能只依賴調度司法警察；我在立法院任內就曾提出警告：法院與檢方以公文要求派出所管理被告，卻未建立專責監控與科技化機制，讓警察從「職權協助」變成「公親變事主」。當時我更引用加拿大等國際經驗指出，高風險被告應搭配高額保證金、多人擔保、電子監控與專責監督，而非僅靠每日簽到。

　因此，我曾倡議廢除早已不合時宜的《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並提出「雙偵查主體制」方向，讓警察在特定案件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判斷與處分權，擺脫單純被動執行的角色。若能賦予警察在微罪案件上的處分權，不僅可節省司法資源，也能讓檢警將更多量能集中於重大犯罪與高風險案件，提高防逃與治安效能。

　今日被追究的是某位副所長，明日仍可能出現另一個「制度替罪羊」。防逃機制的核心不該是誰背鍋，而是建立真正的分級管理、科技監控與集中責任。司法機關應回到制度主責，警察則在明確授權與條件下提供支援，而非長期承擔監管主體。

　當社會只看到被辦的警察，卻看不到制度漏洞，司法就會在同樣的錯誤中循環。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個別人員的操守，而是那個把誘惑放在第一線，卻把後果推給警察承擔的制度設計。（作者為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