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在奧斯卡的集體失聲

　你以為好萊塢是白左，與川普針鋒相對嗎？看今年奧斯卡頒獎禮，就知道你錯了。今年好萊塢那些勇於發言，有正義感的人大多沒有被邀請。光看頒獎人名單，就知道不會有多少人慷慨陳詞，像當年的凡妮莎·雷格列芙痛批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迫害，或者像喬治·史考特因為反越戰拒領金像獎。

　對於今年奧斯卡頒獎禮，世界一些媒體事後表達了遺憾。有人說，在戰火紛飛與生命搏鬥的危機下，看這麼光彩燦爛的典禮，感覺有點時空違和。更多人稱今年「電影很政治，但言論很克制」。比方橫掃六大獎的《一戰再戰》，內容是回溯威權政府用暴力手段對付移民和異議分子，導致革命之士以激進方式拮抗；另一部獲得最多提名的《罪人》，用喪屍恐怖故事，泣訴過往美國南方社會的法西斯和種族主義。兩部電影都很政治，但得獎人在台上對於時下世局，尤其美國當前政治亂象異常沉默，僅有最佳導演含糊其詞說對子孫和下一代抱歉。

　唯一表態的是西班牙演員哈維‧巴登，他身戴23年前反伊拉克戰爭的別針，簡短的喊口號：「對戰爭說不，解放巴勒斯坦！」但他只獲得了半堂彩，看起來掌聲來自場地後半段，而坐在前面的明星名流，都正襟危坐小心管理自己的表情。

　這不是我們以前知道的好萊塢。翻開好萊塢的歷史，百年來其實都有叛逆的影子。早年大片廠的開創者都是東歐來的猶太移民。像米高梅、華納兄弟、派拉蒙、環球的老闆，都受過反猶的壓迫，天生反骨，對威權有疑懼，卻也是商業和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締造了好萊塢片廠的黃金時代。1960-1980年代，學院派崛起，開始以白左姿態反越戰，爭民權，反政府。像阿特曼、史可塞西、科波拉，都以激進的立場拍出《現代啟示錄》、《計程車司機》、《納許維爾》等傑作晉身為公知分子。

　1990年代到千禧年前後，華爾街資金大量進入好萊塢，電影人的身段應勢轉為較溫和的自由主義，雖然整體仍偏向民主黨和反戰立場，沒有以前那麼激進，卻也有拍紀錄片的麥可·摩爾不斷揭發美國在世界的惡行，在奧斯卡舞台大喊：「布希先生，你真可恥！」

　時間再到最近20年，好萊塢質變，成為完全企業化資本掌控的大娛樂工業。併購與片廠轉型，加盟經銷和股市壓力，還有Netflix等串流平台崛起，瞄準全球化市場，尤其中國的潛力，精準對付地緣政治的爭議性。這一切加上YouTube、抖音大量內容生產者，以及來自遊戲、漫畫工業的競爭，使好萊塢人人自危，小心翼翼保持國際市場的穩定性。他們怕傷害品牌，怕網民集體抵制，那種瞬間病毒式的傳播殺傷力，令名流如履薄冰。

　好萊塢集體噤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播媒體的立場。今年典禮由Disney+直播，迪士尼是米老鼠家庭形象大本營，絕不容許任何冒進動作，今年採取嚴格管控麥克風消音政策。或許主辦單位向大家打過招呼少談政治，或許當代藝人會自我審查，總之唯一破口是外國人和紅地毯上的訪問。巴登在紅地毯上放言，指攻擊伊朗「不合法」；《欣德拉賈布之聲》女主角更疾呼停止對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委內瑞拉的屠殺。俄籍《小人物抗普丁》得獎者說，你對任何小事「不言」，就是「共犯」，就是讓獨裁者拿走你的國家。

　美國人自己集體不言，而媒體追著川普看他的反應，他那一刻在空軍一號上發表高論，說那些包括《華爾街日報》的媒體對伊朗的報導，都應該以「叛國」治罪。（作者為電影監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