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利罪判準移動 法官後見仍未明

　京華城一審判決最需要公務員擔憂的，恐怕是圖利罪的判準，正被往「事後諸葛」的方向推移。圖利罪原本不該是「只要結果有利私人就成立」。較穩定的法律實務整理一再強調：公務員若在法令授權範圍內行使裁量，縱有裁量不當或不符比例原則，原則上先是行政責任；必須到明知違反法令或濫用裁量的程度，才進一步進入圖利罪。這條界線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區分了「故意濫權」與「高爭議行政判斷出錯」兩件事。

　台北地院指出，京華城的容積獎勵欠缺法令依據，且違反通案性、平等原則，並逾越上位法規容積率上限；同時，法院也對邵琇珮、彭振聲記載其無犯罪所得，仍論以共同圖利，只是在量刑上從輕。這已經把「你是否參與讓特定私人取得不應取得之利益」視為圖利罪的構成要件。

　問題是京華城案一審給人的感覺，是法院正在把這條線往前推。法院是在數年後、以更完整的卷證、更完整的爭點、更完整的法理，回頭判斷當年的行政行為；但公務員在當時面對的，卻必然是資訊更零碎、壓力更直接、法規解釋也更不完整的現場。法院為何能用後見之明來要求公務員呢？

　刑法真正要問的，是行為人在當時，是否已經明知違法，仍故意為之。這與法院多年後整理出一套完整違法論證，不能混為一談。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也明定，被告或共犯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定罪不能一路滑向事後拼圖式推論。

　如果我們把「後來證明違法」等同於「當時就應該知道不能做」，那麼圖利罪就會從原本要抓的濫權犯，變成實質上對「行政爭議預測失敗」的處罰。這對刑法是極危險的位移。因為刑法要處罰的，是當時已明知違法仍故意輸送利益的人；不是法院在多年後拼好全圖，再倒過來要求每個承辦者都必須在當時看得一樣清楚。圖利罪作為故意犯，不能只因結果上有人獲利，就反過來推定行為人自始即有圖利犯意。

　更何況，都市計畫、容積、都更、採購、補助、特許這類案件，本來就混合了法律判斷、政策選擇與技術審議。若法院事後把這些高密度爭議全部釐清，再回頭要求承辦者承擔同等精準的刑事預見義務，最後懲罰的很可能不再是故意濫權，而是身處行政灰區中的不完美判斷。

　我們如果希望公務員還能夠有所作為，推動施政，而不是從此畏畏縮縮，逃避做決定，首先就必須嚴格區分「行政違法」與「刑事圖利」，也必須嚴格區分「私人獲利結果」與「公務員圖利故意」。當我們的法治環境更健康，勇於承擔的公務員也就能夠不在乎吃苦受累，更加積極地為社會更好而付出。

（作者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家屬、紀錄片《暗夜行路》系列團隊製片統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