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書頁與掌溫──憶父親郭雪湖的藝術修行與長情（上）

一、在時光畫布裡，重繪父親的生命底色

　記憶裡，父親的身影總是在「動」與「靜」的極致邊界裡交疊。他是那位在畫案前近乎獨坐，卻在每一支畫筆尾端留下深刻齒痕、以近乎折磨的執著捕捉靈感的藝術家；他也是那位在台北寒濕冷冽的冬日裡，用溫厚掌心包覆我發僵的手指，將無聲安撫揉進我掌間溫度的慈父。

　這篇文章，是我以女兒的視角，試圖在時光的畫布裡，重新繪製父親郭雪湖（1908-2012）跨越百年的生命底色。父親的一生，是一場永不歇息的「修行」：他用步履凝視土地，在圓山田園與舊金山雲海間磨礪出視覺的圖像與秩序；他以書頁滋養靈魂，在圖書館的沉靜光陰裡，以「視覺史學」的深邃視角重構大稻埕的繁華榮美；而最令我動容的，則是那份隱於畫筆之外、處處為人著想的掌溫──那份即便在神智模糊之際，仍為了不讓女兒哭泣而儼然承諾「那我不可以死」的溫厚體恤。

　從大稻埕的番仔溝出發，父親走過了一條長達一世紀的創作之路。如今回望，那些被他溫暖過的細微時刻，與他在畫布上凝鍊成的萬象和諧，早已互為表裡，構成了一份歲月永遠帶不走的人間長情 。

二、一室天光：在獨處中生成的精神世界

　父親幼年失怙，由祖母撫養他與姐姐長大。或許正因童年生活相對單純，他在缺乏同齡玩伴的環境中，自幼便習於獨處，養成了內斂而自守的性情。這種性格，使他傾向於投入那些可以獨立完成、無須依賴他人配合的活動。

　作畫，正與他的性情相契。對父親而言，只需一張畫桌、一支畫筆，以及一室天光，他便能長久沉浸於創作之中。他極其珍視創作的自主權，節奏完全由自己掌握，不必遷就他人，亦不願讓外界輕易打斷他既定的步調。他生前曾多次提及，如打麻將、網球或高爾夫球這類需要與人相約、彼此配合的活動，總使他感到拘束與不自在。相較之下，獨坐畫案之前，任憑光陰流轉，在屬於自己的天地裡一筆一筆完成畫作，才是他最自得其樂的生活方式。

　也正是在這樣長久而自足的狀態中，他得以將自身的感受與觀察反覆沉澱、醞釀，最終轉化為畫面中縝密而嚴謹的構圖。父親自幼對天地風物心有所賞，行走與觀看幾乎成為他一生的習慣。他的藝術，就是在這種近乎靜默的獨處之中緩緩孕育而成的。

　然而，在這份寧靜背後，卻隱藏著極為嚴苛的自我要求。在藝術面前，他是一位徹底的完美主義者，作畫求精不求多，態度嚴謹得近乎苛刻。作畫過程中若稍有未愜意之處，他常緊咬畫筆的尾端，彷彿藉此捕捉更深邃的靈感，或以此逼近更深一層的境界。父親的畫筆，幾乎沒有一支不曾留下深刻的齒痕。有時遭遇瓶頸，他甚至會撕扯衣襟，以紓解一時的挫折與焦躁。這種近乎自我折磨的執著，正是他藝術性格中最真實的一部分。

　由於對自身要求極高，他在遇到瓶頸時情緒難免起伏。然而，父親總是克制地將這樣的時刻與家人隔開。為了不讓我們看見他的焦慮，亦不願讓家中的氣氛受到影響，他往往會放下畫筆，暫時離開畫室，獨自出門散步。在我的童年記憶裡有一個極為清晰的畫面：若在畫室裡看不見父親的身影，我便知道，他又一個人出門去了。或許是在巷弄小徑間緩緩行走，讓挫敗的心緒沉澱；也或許是在行走之間，重新醞釀靈感。

　等他回到畫室時，神情多半已恢復平靜，又能長時專注安坐，重拾畫筆，繼續與畫布進行一場靜謐又大氣的對話。

三、步履下的山河：行走作為創作的凝視與修行

　父親的創作，並不止於畫室之內，更延展於日復一日的行走之間。年少時，因體質孱弱，他聽從師長蔡雪溪的建議，養成了步行的習慣。自大稻埕出發，經圓山而至士林一帶，這條路徑不僅是鍛鍊身體的日常，更在無形中成為他觀察自然、體會節氣、凝視土地的起點。

　在長時間的凝視與體悟中，外在的自然景物逐漸轉化為內在的藝術意象。這種經由觀察、提煉而形成的視覺經驗，孕育出了《圓山附近》（1928）與《新霽》（1931）兩幅經典作品，分別獲得第二回與第五回臺展特選，成為他早期創作的巔峰標竿。

　首先是呈現萬物有序的《圓山附近》，此畫作並非單純的風景再現，而是畫家透過深邃觀察，將田園景觀轉化為具有秩序與節奏的藝術結構。畫面中豐饒的田畦、層層舒展的草木，以及躬耕的農婦，皆在沉靜的和諧中，呈現出與天地共生的安然氣息。此等意境正如王安石《題何氏宅院亭》所云：「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萬物或舒或卷，自有其時。父親筆下的田園，也正是在這種「不齊而齊」的自然節律中，展開其內在的和諧與秩序。

　另一幅代表作《新霽》，則是父親試圖以永恆的目光，將萬物存有突破時空限制的藝術凝視。歐陽修曾有詞云：「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父親的《新霽》已超越了時序之美，將雨後初晴的清潤之氣，轉化為永恆的風景。 畫中千花百樹並非循四時而開，而是在霽色中同時甦醒、一起繁盛；枝葉含潤，花光照眼，萬象一瞬間被洗滌而煥然重生。父親將天地停駐於最豐美的一刻，讓千花百樹跨越節候限制，長存於一片永恆明媚的大地之中。

　這種每日運動的習慣，幾乎貫穿了父親的一生。1978年移居美國加州「望海山莊」後，屋後綿延的山脊成為他新的步道路徑，散步至高處是一片可遠望舊金山灣與金門大橋的寬緩坡地。天氣晴朗時，海灣的水色與城市的輪廓，清晰浮現於視線盡頭。1982至1987年間，他以舊金山為題創作了《金山三題》、《白雲深處的舊金山城》、《高樓聳立》與《橋畔的城市》等多幅作品，皆是旅居加州時期的重要成果。

　直到耄耋之齡，父親仍延續著青年時期養成的自律。傍晚作畫告一段落，他便上山做操。斜陽映照下的山坡顯得格外開闊，父親日漸遲緩的步伐，仍在金黃微霞中一步步向上前行。這樣的景象，後來沉潛為《金山大觀》四連作的創作契機。 晚年即使腳踝退化、步履維艱，他仍堅持每日上山運動的習慣。每逢我回家，他總要我牽扶著他一同上山。漸漸地，他必須一手拄杖，一手由我牽扶，才能緩步上坡。

　回望父親一生的創作軌跡，由青年時期行走於圓山與士林間的田園景致，乃至晚年凝望舊金山灣與金門大橋的遼闊視野，「行走」與「凝視」始終與其藝術生命相伴而行。對他而言，自然景觀不僅是畫面的題材，更在長年累月的步履與觀看之中，逐漸內化為他心中的視覺秩序與藝術結構。也正是在這樣持續不輟的行走與觀察之中，早年孕育《圓山附近》與《新霽》的田園視野，最終得以跨越時空，延展為晚年《金山大觀》那般開闊的境界 。

　如今回想起來，那些獨自遠去的步履，其實也是他在生活與自然之間默默尋找靈感的時刻。許多躍然於畫布上的大地景觀，往往是在那些寂靜的行走之中悄然凝成。即便到了晚年，步履已然維艱，他仍堅持一步一步地走上屋後的山坡。我看著父親無奈地調整著沉重的步伐，卻能清晰感受到那份近乎固執的自律，始終沒有絲毫鬆懈。

　這份自律不僅是為了強健體魄，更源於他對創作永恆的飢渴。他曾叮嚀後輩：「人老但畫要新，要有變化」。即便在耄耋之年，他對繪畫的愛仍熾熱如初，甚至坦言：「來世還要當畫家」。這份對藝術之「新」的追求，正是支撐他一步步走上坡徑、凝望大觀的精神原動力。

　趁著回到台北家鄉的機會，我曾試圖沿著父親當年自大稻埕步行至圓山的那條道路，親自走過一遍。然而，昔日的舊路早已在城市擴建的洪流中，被沉埋於林立的高樓之下，再也找不著任何可辨識的痕跡；而加州「望海山莊」屋後那片山坡，也隨著父母的相繼離去，讓我再也沒有機會踏上那片熟悉的坡徑。

　回望細想，父親一生一步一步走過的，從來不只是地圖上的地理座標。那既是鍛鍊體魄的習慣，更是磨礪心志的修行。日復一日的步履，最終鋪展出一條無形的道路──這條路既通往外在的大地萬象，也通往他內在的幽微心境，成就了一條他終其一生行走不輟、未曾停歇的創作之路 。

四、書頁間的乾坤：從南街到異鄉的自學之路

　若說《圓山附近》與《新霽》是在行走與凝視之中，逐漸生成對自然節律的體會，那麼《南街殷賑》（1930）的誕生，則標誌著父親由自然田園轉向人間街市的重要跨越，進一步將視覺經驗提升為另一高度的藝術結構。與田園景觀不同，南街所呈現的是一種更為繁複而流動的都市場景。人群往來、商號林立、招牌錯落，各種視覺元素交織成近乎喧騰的景象。面對此類題材，單憑直觀觀察已不足以支撐畫面的構成，如何在紛雜之中建立條理、在流動之中提煉結構，成為父親創作時的核心課題 。

　在《南街殷賑》中，畫面裡密集排列的商號與店鋪並非全然出於想像。父親幼年時居住於距離南街僅隔一條街的二樓房屋，街市日常幾乎就在其生活視野之內，那些熙來攘往的人群、層層林立的招牌，構成了他對都市空間最深刻的觀察經驗 。然而，畫面中部分店名與行業配置，則是經由嚴謹的文獻查考加以補充。父親曾回憶，創作期間他經常前往新公園旁的省立圖書館（當時稱府立圖書館）查閱地方志、新舊報紙與相關資料。他曾形容該館「專書充棟，比任何學堂都勝過一籌」，因此決意採取「日間作畫，夜間研讀」的方式，每日往返圖書館，以自修與研究彌補未曾接受完整學院教育的遺憾 。

　從美術史角度看，這種結合現場觀察與文獻考證的創作方法，使《南街殷賑》的圖像建構呈現出多層次的知識結構。繪畫不僅再現了繁盛的街市，也將都市空間、民間信仰、節慶歡愉乃至歷史生態轉化為一種具有敘事性的視覺結構。

　在此意義上，《南街殷賑》可被理解為透過圖像與色彩的組織，以「視覺史學」（visual historiography）完成了對大稻埕城市生活的書寫，使城市在畫布上成為一段可閱讀的歷史。若說行走使他貼近土地，圖書館中的閱讀與研究，則為他的藝術提供了更深厚的知識根基。在行走與閱讀之間，父親逐漸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視覺世界。

　這種以閱讀滋養創作的方式，一直延續到他移居美國之後。1974年秋天，在我尚未完成論文取得碩士學位前，便受聘於亞利桑那的「雷鳥國際管理學院」任教。當時我未及而立之年，甚至連駕駛執照都沒有，卻義無反顧地前往異鄉開啟獨立生活。1975年春，原本旅居加州的父親決定前來鳳凰城與我同住。除了不放心我隻身工作外，也因為當時加州的公寓沒有畫室，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校園裡有著他最依戀的圖書館。

　每天清晨，父親與我一同出門。當我走進辦公室時，他便獨自走向圖書館，在書架間翻閱當日新聞，瀏覽那些在當時不易找到的中、日文書籍。他常在書架與報紙之間度過整整一天，耐心地等到我授課完畢再一同回家。慈父親靄的陪伴，猶如沙漠的一陣陣暖風，讓我異地孤寂的彷徨一絲一縷地消散了。那時的我，以為讓他隨我到學校不過是替他安排一個打發時間的去處，卻未曾理解圖書館之於他的意義。對父親而言，那不僅是閱讀的場所，更是他一生自學與自立精神的依歸，是他與世界知識對話的一扇窗口。

　在那些書架之間，他翻閱著那些在異國難得一見的文字，彷彿在紙頁的沙沙聲中，與遙遠的故土及世界進行著無聲的對話。圖書館於他而言，是一座靜謐的心靈避風港，讓他在異鄉的寂寥中，依然能保有那份與知識共處的自足與清明 。

　如今回想起來，我終於知曉：他在書架間度過的時光，其實是在滋養心靈與視野。書頁中的歷史與知識，悄然沉澱在他心中，最終化為畫布上深沉而悠遠的痕跡。閱讀使他的視野通向更遠的世界，開展出一個既深植土地、又面向世界的藝術視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