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印度移工之回旋鏢

　在台灣，引進印度移工的決策討論了多年，但是勞動部突然宣布，台灣最快將於年底前引進首批印度移工，這迅速在社會上引發劇烈反彈。

　這場反彈，表面上看，是對治安風險、非法移工問題與管理能力的擔憂。但若仔細觀察輿論場域，就會發現，這其實是民進黨多年來把排外情緒培養成主流敘事習慣，縱容和煽動排外情緒的回旋鏢。也是民進黨為了煽動仇中、排斥移工，煽動台灣人被剝奪感的連帶效應，以及汙名化特定族群的反噬作用。

　這並非台灣第一次出現的現象。過去幾年，每次需要政治動員，民進黨就會煽動「抗中」和排外敘事。慢慢地，他們就習慣了這種簡單、快速、有效的「風險敘事」，在這樣的語境下，陸配、移工，經常被置於一種模糊但持續的懷疑之中。陸配的忠誠度、政治立場、甚至日常生活，都可能被解讀為潛在風險。移工的工作能力、治安風險，也都被轉化為對台灣人的相對剝奪感。

　民進黨政府一方面需要更多移工來支撐產業，另一方面卻未曾有效建立一套穩定的社會溝通機制，去處理大眾對外來人口的焦慮。如今，台灣移工（外籍工作者）總人數已突破81萬人。廣泛分布於制造業、營建業、農業與家庭照護體系之中。尤其在長照領域，外籍看護幾乎支撐起整個制度的基層運作。但是仍然無法覆蓋台灣的勞工缺口。與此同時，由於監管不足、文化隔閡、仲介問題，使得十萬逃逸外勞成為一種頑疾。

　民進黨政府習慣性地在每次的政治動員中，默許、利用甚至推動社會對「他者」的負面想像，如今，反過來制約政策本身。

　在社群平台與新聞評論區中，大量關於印度的論述，集中於性犯罪、公共衛生與文化衝突等極端案例。這些內容往往脫離統計背景，被反覆傳播，最終形成一種「以個案代表整體」的認知錯覺。這種脫離實際的群體印象，陸配群體肯定是最感同身受的。

　首先，不同國家之間的犯罪統計，受到報案率、法律定義、執法能力與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並不具備直接可比性。將其簡化為「誰更危險」的排名，本身就是對復雜現實的誤讀。

　其次，這種論述實際上複製了同樣的思維模式——只是把「汙名對象」從印度人，轉移到了台灣男性。結果不是消除偏見，而是製造新的對立。當公眾意識到這些說法存在明顯漏洞時，反而會進一步削弱對政策支持方的信任，使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問題，重新滑回情緒對抗。

　印度移工爭議，不只是一次政策風波，而是一場關於社會心理的測試。它揭示出一個更深層的現實：當一個社會長期依賴情緒動員來理解「他者」，最終將同時失去兩種能力——既無法理性地接納他人，也無法誠實地面對自己。（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