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得獎當政治工具

　虛構歷史小說《台灣漫遊錄》獲得英國「國際布克獎」，這是一件好事，不過作者楊若慈（楊双子）得獎後，就不斷地發表政治性的言論，尤其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直接表示要運用「小說的力量把台灣帶出中國的陰影」，不斷地宣揚台獨意識，把得獎當成政治武器，一種取得政治主張優勢地位的工具。

　此外，楊若慈不只談小說內容，也談日據時代台灣「文明進步」的生活，以樹立「主體性」。這種方式我們其實很熟悉，加上楊若慈去年大力推動大罷免，所以對她而言，得獎不僅功成名就，還可宣揚政治主張，塑造意識形態。獎項的威名產生的龐大宣傳和社會影響，會讓不少批評者噤聲。

　事實上，這套模式也是民進黨政府文化部多年來實施的。《台灣漫遊錄》一開始就獲得高額寫作補助、各種語文翻譯費用的補助、送國際獎項參賽的協助、出國宣傳的費用支出等，目的是「讓世界看到台灣」，以及沒有說出來的「讓反對者不敢反對」。

　儘管如此，為了高額補助和國際獎項的寫作，最後宣傳政治主張的一套產業鏈，是否代表真正的文學成就？這個問題國際文壇很早就在討論，甚至有相當一致的看法：長期補助會形成「敘事慣性」，當一位作者發現：某類主題會過；某種寫法會被肯定；某套價值語言會被認可，那麼「持續生產同類作品」就成為理性選擇。這不是墮落，是職業化的結果。

　很多官方補助的價值語言與國際文學獎的評審語言是同一套。例如：身分、性別、殖民創傷、記憶、歷史正義、被壓迫者視角，於是會出現一種作品：在本地沒有掀起閱讀波瀾，但在補助與獎項系統中一路暢通。這類作品成功回應了補助與國際評價體系對「文化代表性」、「歷史敘事」與「公共價值」的期待，卻未必在本地文學社群與讀者之間形成實質而持續的閱讀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某些文本更像是被制度有效生產與複製的文化產品，其文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對外部評價系統的適配性，而非在母語共同體中引發深層的審美共振與內部對話。

　國際獎項很容易產生標準化的「文化罐頭」。2023年英國菁英刊物《New Statesman》評論布克獎是過度考慮種族、性別、殖民政治；評選標準不再純粹是文學能力，結論是布克獎正變得無關緊要。以辛辣著名的英國評論界對布克獎冷嘲熱諷的言論比比皆是。

　我也須指出，晚近中文文學的巨人張愛玲、白先勇、陳映真等並沒有得過國際文學獎項，因為他們沒有送件參賽；但許多中文文學獎項主動頒給他們終身成就獎。中文寫作最終是給中文讀者閱讀的，而不是刻意寫完後翻譯給外國評審觀看，以符合國際獎項的潛規則。那種做法最終像一陣風，吹過就沒有了。由於這類罐頭作品並沒有碰觸母語讀者的心靈深處，不會走進他們深刻的閱讀體驗中，也不會留下記憶。

　至於利用寫作獎項大肆宣傳政治主張，形塑虛假的歷史記憶，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最後只是一場名和利的海市蜃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