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中共再一次的自我改革

　中共政治局是大陸權力核心，6月間審議《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海內外輿論賦予各式各樣的解讀與聯想，其中不乏集權或削權這類宮鬥劇本，若探究其條文綱目並瞭解其脈絡和影響，當知其目的是為提升決策品質、釐清黨政分工，是中共再一次的自我改革。

提升決策品質 黨政分工

　此一條例是經過多年的規畫，按部就班完成的黨內立規，並非倉促提出。首先是2020年9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授權設立「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負責相關工作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接著2023年4月發布《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畫綱要（2023－2027年）》，提出「研究制定《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

　政治局審議的《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已列入2年前提出的黨內法規制定規畫。此次審議《條例》新聞稿中提及「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16字，和2020年時《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的表述一致，可見《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從醞釀、規畫、起草到審議，橫跨二十大前後5年，自然代表中共的集體意志，也可印證大陸高層政治的穩定。

　另一個事例也佐證相關猜測並不可靠。今年初大陸編製「十五五」規畫時，提出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海外若干輿論解讀「向胡溫時代回頭」。其實2020年9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第23條明白寫出，「黨中央作出重大決策部署……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說明這組概念多年沿用，並無特殊意義。

　若務實觀察《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應能解讀出大陸領導層有意釐清黨政關係的思路。所謂「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並非新生事物，而是中共從延安時代延續至今，以「小組」、「委員會」制度處理問題的慣性，決策協調機構的核心任務是處理黨政關係，也就是「決策與執行」的關係。

　改革開放後，中共高層反思文革教訓，提出「黨政分開」原則，撤銷政法委、取消政府的黨組，但1989年後恢復設立。習近平上任後，面對當時「九龍治水、各管一攤」的局面，決定強化小組和委員會的功能和權威，並親自擔任組長或主任，主導議程。習的強勢領導下，大陸民間出現「南北院之爭」的耳語。

推動內外監督 穩定體制

　依照政治局審議條例時，對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提出「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的定位，及「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的原則，說明中共高層已意識到，作為黨內機構的小組和委員會，必須與國務院等行政系統改善分工，要抓大放小、統籌協調，而非越俎代庖、以黨代政。

　大陸高層這次自我改革，源於10餘年來3個領域的施政經驗：一是房地產從狂飆到嚴管，再到急速下墜、觸底後卻未能反彈，經研究認為可能與「黨」的財經委員會和「政」的住房、金融管理機構的不協調有關；二是防疫政策從封城到動態清零再到放開，民間對各級政府封控「層層加碼」有很大怨氣，高層認為有檢討黨政決策制度的必要；三是美中關係已超出外交、軍事層面，商務、經貿、科技等多部門的協調日益重要，現有涉外決策協調體系必須更完善。

　兩岸制度不同，但文化同源，政治文化也頗為接近，可以相互參考對方經驗。首先，落實「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體制外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不可或缺。所謂體制外，並非專指反對勢力，包括體制外輿論、民間團體、社區意見領袖、專業傑出人士等，須有一套由下而上、開放、雙向的意見表達與回應制度。

　中共自許有自我改革能力，因而能生生不息，制度改革只有進行式，沒有完成式，沒有最好，只有相對較好。大陸已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這一波自我改革，既要維持既有高效能的決策，又要滿足內外部蜂擁而至的各種新挑戰，需要勇於突破天花板，吸納體制外力量共同推動，實現自我監督與外部監督的結合，讓制度穩定而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