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電影帝王 傳奇製片家邵逸夫

出身電影世家的邵逸夫，自幼便目睹大哥邵醉翁在上海創辦天一電影公司（以下簡稱天一），並親自擔任導演，二哥邵邨人則擔任編劇，三哥邵仁枚負責發行，而他本人也曾擔任攝影師。初入影壇的邵逸夫，便親身經歷了上海電影界激烈的市場競爭。天一出品的影片，遭到以明星影片公司為首的六家電影企業聯合打壓，他們合組發行公司：「六合影片公司」，試圖壟斷華語電影市場。為了突破封鎖並拓展日益重要的南洋市場，邵醉翁指派邵仁枚與邵逸夫攜帶自家影片前往東南亞，初期以露天放映的方式巡迴各城鎮，逐漸在當地站穩腳跟。邵逸夫曾對鄒文懷說，入職邵氏的第一件事，要學會操作放映機，其次要知道要如何貼電影海報、貼在哪裡最醒目，第三要學挑選劇照、宣傳照等。這些皆是他多年積累的實戰發行經驗。

　一九三○年，邵逸夫與邵仁枚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主要負責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發行業務，同時投資經營電影院線、遊樂場以及電影院周邊的房地產。為獲得穩定的放映片源，他們出資委託二哥邵邨人在香港的邵氏父子影業公司進行製作。然而，儘管邵逸夫對電影事業充滿熱忱，卻始終面臨自家影片在市場上競爭力不足的困境。

　邵邨人早年曾擔任編劇、會計工作，二戰結束後，他繼續經營邵氏家族在香港設立的南洋影片公司，並將其更名為邵氏父子影業公司，主營電影製片、影棚租賃、影院經營等業務。隨著年紀增長，他轉而專注於公司財務管理，嚴格控制各項開支。然而，因其製片方針趨於保守，公司作品往往缺乏知名導演與明星，場景較為簡陋，品類多為低成本的黑白片，這類影片難以與財力雄厚的電懋電影公司競爭。正因如此，邵逸夫決心從產業源頭：電影製作本身推動變革。

　雖然論資源實力尚不及當時主要的競爭對手：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懋），但邵逸夫早已透過在星馬地區發行電影、經營院線及物業投資，積累雄厚的資本。這為他成為製片人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礎：自主融資能力。一九五七年他決定帶著匯豐銀行「無限度透支的授權書」來到香港，在九龍清水灣削山填海，興建起包括攝影棚、外景場地、後期製作中心、員工宿舍與辦公樓在內的大型製片基地。這座當時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於一九六○年十二月正式啟用，使邵氏在電影製作上擁有一條完整而獨立的生產流水線。此舉更宣告邵逸夫正式告別製作外包，親自主理電影製片業務。

　創業初期，他曾以看似豪賭的魄力，宣布斥資四百萬港幣，拍攝《貂蟬》、《武則天》、《楊貴妃》、《妲己》四部古裝巨製，須知當時業界一部中上規模的影片，預算僅十萬港幣，此舉相當以十倍之資，開拓市場。隨著邵氏崛起，其與電懋之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最終演變為惡性競爭，在製作上屢次出現「雙胞案」。此時，邵氏片廠的整合優勢便充份顯現。為搶拍張恨水的小說《啼笑姻緣》，邵逸夫採用多位導演合拍，影片殺青後，有專人剪接、配音，流水線的產製方式，率先拍攝完畢，佔盡市場先機。導演之一的何夢華說：「我們日夜不停地拍，一場戲拍完就剪輯。……我們拍的是黑白片，自己沖印、配音，自己關上門完成所有工作，七日就「搞掂」（弄好了）。我拍到最後一天，很晚了，下班後和工作人員吃宵夜，回家睡足一日一夜。翌日打開報紙，看到電影已經上映了，速度實在快得厲害！」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製片廠年產量可以高達四十餘部，是一座高速運轉的超級工廠。

　這座片廠的主人，將自己的勞斯萊斯車內的酒吧改裝成小型辦公桌，以便在上班路上，將待辦事項在卡片上逐一寫下，抵達片廠後即刻分派給幕僚。每天早上九點，邵逸夫總是準時到達片廠。他首要工作是掌握拍片進度，審閱當日拍攝調度表，內景與外景的戲組安排，每日至少需要安排出六組戲，方能確保盈利；隨後，他會審閱導演前一天拍攝的素材，並提出建設性意見，但從不強令團隊執行。接著邵逸夫會逐一巡視攝影棚、錄音室、製片部與宣傳部。每天下午四、五點之際，他會召集管理層進行談話，內容從公司具體事務到電影界動態，無所不談。夜晚時常還有應酬，而在歸家的車程中，他依然在審讀劇本、批註筆記。他每日的工作量是常人的兩倍，如此高強度的節奏，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堪稱一位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過，作為製片人，單純有雄厚的資源與工作勤奮是遠遠不夠的，成功還需幾分機運。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一場意外，徹底改變邵逸夫的事業格局，當時各家電影公司高層齊聚台灣的亞洲影展，包含邵逸夫及電懋老闆陸運濤。影展結束後電懋團隊前往台中參訪故宮陶瓷，不料回程時航班發生空難，陸老闆與常務董事周海龍、製片經理王植波等多位高階主管全員罹難，使電懋經營陷入困境；接著一九六六年，左派的長城影業公司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製片業務全面停滯。這一連串的變故，為邵逸夫創造了獨霸市場的歷史契機。（三之一，摘自763號《傳記文學》；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