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璉注意到僑匯對金門的重要

　1949年以降金門島從僑鄉到戰地的歷史轉折，與閩粵瓊其他地方僑鄉及臺灣冷戰時期的海外移民經驗有相當大的差別。金門，雖然是一個孤例，不具有其他地方的可比較性，但作為社會史的一個研究焦點，金門研究依然有其典範性，亦即國際地緣政治／國家／地方社會的連動關係，以及華人社會的文化韌性（cultural resilience）、歷史連續性等課題。

　移動之民的家國記憶，是討論上述課題很好的切入點之一。19世紀後半、20世紀中葉以前，金門的海外僑居現象是近代中國的其中一個典型，特別對福建、廣東、海南等方言群的僑鄉來說。這些僑民不論是什麼原因出洋或有無致富，多數人懷抱著落葉歸根的終極價值，但歷史的現實是使得絕大多數的他們在異地落地生根。對跨境移動的華人來說，從原鄉到新地，祖籍地逐漸從一個地理的概念轉變成社群文化的概念，特別在1960年代以後。是故，新加坡福建會館不是中國福建省的海外會館，而是新加坡福建方言幫群的在地社會組織。金門會館的情況也是一樣，即使它的成員們與金門原鄉仍多層次的聯繫。這種從華僑走向本土華族（native Chinese）的趨勢，是許多華人社會的共同現象。

　但在這樣的趨勢下，從金門的案例研究來看，仍有一個過渡階段，就是本文所探討的冷戰時期僑鄉網絡的特殊樣態。戰爭的發生，使得1950年代金門島的居民遠離戰火，離鄉背井。過去一向認為，冷戰時期金門人遷徙至臺灣本島，遠渡南洋的歷史階段已然結束。但事實不然，從美國國家檔案的資料來看，在1950-1958年間離開金門的人數，超過四分之一（27.02％）是到海外。他們持續出洋，一方面是離鄉出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結束散居家庭的狀態，是海外家族重新團圓的開始，也是適應新地的制度與文化，重塑家國想像的開始。另外，也因為軍事前線的關係，即使歸屬「自由中國」，金門仍是他們無法隨意歸返的故鄉，一如共產黨治理下的其他閩粵瓊僑鄉。

　而海外移民與遠方的「家」、「國」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樣態的連結。國家、地方社會及海外僑領相互支持且各取所需的情況下，中華民國的賡續、國民黨政權的正統性、戰地金門居民的權益、海外僑領的政經地位等，都得到保障與提升。我並不是指稱他們對於金門與中華民國─父執輩的家與國─的認同是虛假的，恰恰相反，血緣與地緣認同是華人文化韌性之重要組成，認祖歸宗也從血緣關係延展成國族想像，這是華人想像共同體建構的文化處方；因此，海外僑領的返鄉捐輸及愛國情操不僅是真誠的情感表現，也有具體的行動支持。但這樣混雜著文化與政治的認同，有時會引起當地國政府的猜忌，進而使得海外僑領必須拿捏、平衡兩國的狀況，方能遊走兩方，獲取最大的利益。換言之，冷戰時期華人僑領的多重政治認同陷入一種兩難的局面。

　僑鄉社會涉及到宗族血緣、金門地緣及國族意識等不同層次的「散居共同體」（diasporic community），其網絡關係並未中斷，而是在戰地化歷程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加以運作。海外鄉僑、僑團會館通過效忠中華民國，換取國家對於僑眷家庭及金門僑鄉於戰地時期的照顧，以及個人在海外生意的助益。國家也通過海外華僑華人的來歸或表忠，作為政權正統性與正當性的象徵。

　1949年以後的金門，即使是兵凶戰危的戰地，但從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兩度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的胡璉的回憶錄《金門憶舊》中也可發現，胡將軍駐防金門時，注意到金門是一座僑鄉之島，僑匯經濟對地方至關重要。冷戰時期金門移動之民的遷徙、歸返的家國記憶，以及僑鄉網絡的再建構歷史影響，是冷戰社會史值得關注的議題。

（三之三，摘自聯經《越界而生》）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