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感受到中國好心腸的人很多

　跟我一樣有類似遭遇的日本遺孤，記憶中約有幾位可談談。首先是一名姓奧城的女性。她原是日本軍隊護士，戰爭結束被八路軍俘虜，留用成為中國的軍醫，那時差不多18、19歲。復縣本來有個八路軍醫院，1949年「解放」後，東北有許多傷殘軍人，於是八路軍醫院也轉型成為傷殘軍醫院。由於奧城的手術技術極好，故從八路軍轉業，繼續待在傷殘軍醫院替人治病。後來她嫁給姓于的中國人，是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的屬下，大概是因對方受傷而認識的。

　1958年，我到復縣的瓦房店看病時結識奧城。奧城在日本尚有親戚，所以曾返回日本一段時間，本想把女兒帶回日本的，但幾年後又重返中國。因為她長期都在中國工作，在日本社會裡並無人際關係；且醫術資格的認定又不同，日本到處有的是醫生，她回日本恐怕還排不上位子。另一方面，奧城早已習慣中國的生活步調和習性；更何況她在中國是屬於幹部級的，薪資待遇很高。文革期間有許多醫生均不免被整被鬥，但始終卻沒有鬥得了奧城的。記得有人告密她是日本人，用大字報或開會時發言攻擊，甚至還公開點名她。可是，上級以她對人民解放軍和八路軍的貢獻很大，所以保護亟嚴，連老百姓也都愛護她。

　當時瓦房店的日本人社群中，大抵以奧城為中心。她在那邊接觸的人比較多，消息流通上也方便，經此她看病的患者又更多。因為奧城的關係，我也在那裡結識不少日本人。譬如：于桂新就由奧城介紹認識的。于本名「緒芳邦子」，年紀比我略小一些，本籍地九州，現在住在東京都足立區竹之塚的五丁目。于桂新的姊姊于桂琴高中畢業後在銀行工作，1966年返回日本。于桂琴經常到奧城家去，我對她瞭解比較多。于桂琴的丈夫姓坂本，是一名鞍山鋼鐵公司房產處工程師之子，畢業於遼東大學，1968年左右才回國。我聽說坂本也是東京人，于桂琴回國後先往東京，但我回日本後就沒再遇到他們。

　現住在岡山市的近藤堂四（中國名「袁德民」）也是日本遺孤，年齡差不多小我一歲。近藤在文革時也沒被整鬥，當時正在瓦房店就讀高中。他的養父姓袁，是名大戶人家，但家中具體貧富情況我不太瞭解。近藤有位哥哥很早就遣返日本，也曾回中國找他。因此，近藤於1970年代時曾至日本一趟；那時他好像已跟中國人結婚，所以不能馬上返回日本，於是決定又回中國。儘管中日之間通婚本無限制，但如果你是重要幹部，就得察看出身：釐清有無反動觀念、爸爸是不是日本軍官等。就算要結婚也不是不允許，但多半會給你調換工作。後來經過日本允許，近藤連同小孩一起回日本定居。

　我這一生可謂不幸之中也有幸運。不幸的是飽受戰爭災難，落入中國底層的窮苦境地，並在此一環境中成長，吃盡苦頭。我放牧過牛隻、豬隻，也種過農地，後來自己參加勞動，沒有人支援我，始終是窮人家。有幸的是小時候生活沒有困難，五姨父供我讀書，放學後幫忙幹點活，找些草來燒，相當於半天的工作，一般人也是這樣。在合作社工作一年期間，我因是外來戶，連土地都沒有，就借社員的名額生活。中國社員出於好心，幹部又貼心照料，不像有些人光桿參加，就會被說成是來揩油的。我那時才17歲，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好心腸的人很多，都是些樸實無華的農民。在底層社會中長大的我，通過這些鍛鍊體會民情日常，深知老百姓甘苦。說實在，他們的觀點也是常人想法，應不以人廢言。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許過幾年發展會比日本更好，但還要再多多觀察；倘使黨和幹部越來越虛假化，也不過是壞了公有制的美意。在外國看來，共產黨似乎很壞，其實就我人生經歷和見聞，那都不見得是共產黨辦的事，只是共產黨本質變了。

（三之三，摘自中研院近史所《她／他來自滿洲》；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