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協助台灣建造核反應爐

　一九五○年代末和一九六○年代初，以色列逐步擴大了自身在亞洲大陸的外交版圖。然而，以色列當時的政策還是會刻意避開臺灣。外交部甚至指示駐聯合國大使，要「盡量避免與中華民國政府接觸」。不過，這並沒有妨礙以色列將臺灣視為正在擴張的軍工產業的潛在客戶。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期間，以色列向印度軍隊出售了砲彈，此事廣為人知，更引起臺灣對以色列軍工業的好奇。當時雖然還沒有直接討論到以色列直接對臺軍售，但顯然，臺灣的軍方和科學家已對以色列的實力有所耳聞，並且更加關注以色列持續壯大的軍工發展及核能技術。

　一九六○年十二月，古里安總理公開了以色列正在進行核能研究的事實。當時他在議會宣布，以色列國於南部城市迪莫納附近建造了一座號稱用於和平用途的核反應爐。之所以公開此事，其實是受到美國的壓力，美方要求以色列必須揭露迪莫納計畫。當時其實很少人知道，迪莫納反應爐是依據法國與以色列之間一系列秘密協議而建造的，這當中包括法方要向以色列出售法國製的噴射戰機和轟炸機，以及協助在迪莫納附近興建核反應爐的協議。

　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臺灣就因埃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北京建交而遭受重大外交挫敗。埃及當時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國家，這對臺北造成很大衝擊。埃及之所以決定承認北京，是因為納賽爾為了自身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地位，也是為了感謝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末協助埃及獲得蘇聯軍售中所扮演的角色。此舉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一大打擊。美國的反擊是，凍結對尼羅河上阿斯旺高壩建設的財政支持，納賽爾將阿斯旺高壩視為一項重大國家工程。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此舉引發連鎖反應，最終導致了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的西奈-蘇伊士戰爭。

　在一九六一年，與上述事件較為無關的一個插曲是，臺灣獲得了大量廣受歡迎的以色列烏茲衝鋒槍，這些武器是由比利時Fabrique National公司授權生產的。但由於臺灣仍拒絕與以色列直接交易，因此這次軍售還是只能透過第三方轉手完成。

　一九六四年，戴高樂總統決定承認北京，臺灣再次遭受到重大外交挫敗，隨後，四個前法屬非洲殖民地迅速跟進。對美國與臺灣而言，另一個重大打擊是中共於一九六四年十月成功進行了首次核爆試驗。此事或許比其他任何事件更迫使臺灣高層積極尋求核能領域的協助。他們也可能聽說了以色列和美國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在耶路撒冷簽署的一項協議，協議中美國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坦克、火砲和噴射戰機等攻擊性武器。作為回報，以色列同意避免成為中東首個發展核武的國家。以方還同意讓美國派人檢查迪莫納核設施。

　雖與上述發展關聯不大，但自一九五○年代末起，以色列與臺灣科學家便在國際原子能年會上定期會面。以色列的代表是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伯格曼教授。這些機會或許促成了臺灣政府在一九六一年邀請伯格曼訪臺。蔣介石總統本人親自發出邀請，讓伯格曼成為臺灣原子能委員會秘書長的座上賓。訪問結束後，伯格曼為臺灣制定了一套建造核反應爐的計劃，也與臺北接待人員討論兩國如何透過互訪與科學家交流展開核能領域合作。以色列國內對這次訪問的內容所知甚少，對美國更是刻意保密。但毫無疑問，伯格曼的訪問是在古里安總理完全知情下進行。只不過接下來的四年中，此事也尚未有太多進展。

　一九六五年，伯格曼再次受邀來臺，當時他已經卸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但仍獲蔣介石總統及其子國防部長蔣經國召見。自一九六三年六月起，以色列由艾希科爾出任新總理。一九六四年四月訪美期間，艾希科爾與詹森政府達成諒解，也承諾以色列不會成為中東首個發展核武的國家。顯然，當時以色列與臺灣在核能領域的任何交流都必須得到美國的同意。而美國當時並不希望臺灣獲得核武，也很可能直接向以色列表明了此一立場。外交部長伊班通知伯格曼，以色列不得與臺灣在核能領域達成任何協議，但可在其他科學領域合作。伯格曼向臺北接待人員解釋，因為臺、以沒有建交，所以無法在這類敏感領域合作。

　伯格曼第二次訪臺的另一成果，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促成兩名臺灣核能專家以及臺灣原子能中心主任與助理前往以色列參訪。他們參觀了位於索雷克溪的第二座核反應爐、海法理工學院，也參觀以色列的各類工業設施。一九六六年三月，臺灣請求伯格曼協助安排部分學生赴海法理工學院就學。但以色列外交部長伊班則堅決反對以色列與臺灣在核能領域進行任何的合作。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寫給伯格曼的一封信中說，雖然北京對以色列的態度令人遺憾：「中共很明顯在支持那群對我們最極端的敵人，北京的政策也在西方、印度，甚至蘇聯都引起擔憂，這些情勢必然影響到我們對待各方的立場，包括我們與臺灣的關係。」但是伊班仍然補充強調，核能領域過於敏感，不宜合作。然而一年後，伊班還是批准了臺灣的請求，允許五名科學家在魏茨曼科學院進行研究。（三之三，摘自時報出版《臺灣和以色列》；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