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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揚威西奈戰爭 震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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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和以色列:共同書寫想像力與信念的未來篇章(時報文化)

 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之前,臺灣仰賴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的支持以維持自身在聯合國的席位,這也導致臺灣過去對以色列的態度極其冷淡。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間,每屆聯大開幕時,中華民國都須奮力爭取三分之二票數以保住代表權。顯然,爭取阿拉伯國家的支持至關重要。早在一九三四年,國民政府即與土耳其、埃及建交;一九三九年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一九四二年與伊拉克建交,兩年後又與伊朗建立外交關係。遷臺後,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重點,是盡可能保住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然後生存下去。中東和波斯灣並非臺灣外交政策或議程上的優先選項。不過,為了進一步擴展國際關係,臺灣先後於一九五五年與黎巴嫩、一九五七年與約旦、一九五九年與利比亞,以及一九六三年與科威特建立外交關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開始,臺灣越發依賴阿拉伯產油國,以便確保能源安全。臺灣約八成石油供應是來自於波斯灣國家,最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這也導致中華民國在一九五六年西奈-蘇伊士危機期間,面對多項親阿拉伯、反以色列的決議時,往往選擇站在以色列的對立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外交部長葉公超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黎巴嫩與約旦,並且在與這些國家外長會談時強調了彼此共同的反共立場。葉公超的訪問亦促成伊拉克王儲阿卜杜拉、土耳其總理門德雷斯、約旦國王胡笙,以及伊朗國王巴列維等人回訪臺灣。

 在此期間,以色列和臺灣都曾經歷重大的外交挫折,雙方都未能受邀參加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會議由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共同發起。這些人都清楚,如果邀請了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將不會出席會議,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臺灣。即便周恩來未主動施壓,臺灣也根本不可能獲邀。納賽爾在前往萬隆的途中會見周恩來,請求當時擔任總理兼任外交部長的他協助埃及向蘇聯施壓,爭取蘇聯提供現代化攻擊性武器。當時以色列與埃及在停戰分界線沿線的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升級,納賽爾急需要噴射戰鬥轟炸機、坦克和大砲等軍備。由於西方列強拒絕向埃及出售這些攻擊性武器,納賽爾於是只能轉向蘇聯,並且請求中國代為協商。這就是後來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發生的捷克-埃及軍售,也是西奈-蘇伊士戰爭的導火線之一。萬隆會議的閉幕聲明呼籲保障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還聲援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經濟制裁。至此,以色列已明確意識到與中共接觸的努力已然失敗,因此自此直到一九七○年代末,不再積極尋求與北京往來。

 一九五六年十月西奈-蘇伊士戰爭期間及戰後,臺灣跟隨美國立場,多次在聯合國投票反對以色列。中華民國贊成雙方立即停火,也支持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所有要求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軍的決議。尚未加入聯合國的中共甚至威脅派志願軍與埃及並肩作戰,不過最後並未付諸真實行動。這場戰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讓那些海上霸權普遍認識到蒂蘭海峽是國際水域,不應遭到封鎖。這表示以色列現在可以直接經由紅海港口埃拉特直接與亞洲進行貨運往來,而不必繞行非洲大陸。

 不過,這場戰爭的另一個後續影響,則需要發酵一段時間後才更能開花結果。也就是,以色列國防軍在西奈戰爭期間的出色表現震驚世界,很可能給多國軍事領袖留下深刻印象,這當中包括臺灣國軍的領導層,他們開始對以色列軍隊的組織、戰術和武器感到好奇,並且主動尋求諮詢。其他亞洲國家也同樣深受震撼。一九六○年代中期,以色列開始協助訓練尼泊爾的傘兵。同一時間,以色列還與剛創建部隊的新加坡軍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並且很快派出了大型軍事代表團協助星國建軍。(三之二,摘自時報出版《臺灣和以色列》;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