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那場談判

選自《我聞228》中討論二二八事件本身演變的一章，位置較接近全書前段，重點在於還原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局勢如何一步步失控。一方面呈現陳儀與民間代表、學生代表之間協商破裂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整理不同群體在事件中的實際角色，包括學生、流氓、臺籍日本兵與地方士紳，指出影視作品與通俗敘事中常見的人物刻板印象，往往與史料所見的真實情況有相當落差。這也是本書處理二二八時的一個基本方法：盡量回到當時複雜而不整齊的歷史現場，而不是套入後來早已定型的善惡劇本。

十一時，陳儀接見來訪學生與民眾代表陳炘（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七）、蔣渭川等。

　面對代表，陳儀發表了一段談話：二二八事件不僅是臺灣的不幸，更是全中國的不幸。各位同胞必須明白，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已經展現了極大的克制與忍耐，同意不追究民間肇事者的責任，並釋放了被捕人員，這足以證明我愛護臺灣同胞的苦心。希望大家能眼光放遠、胸懷寬廣，貢獻各位的知識與學養，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場記者記錄了這場會面，提到當時陳儀的「訓話」引發學生不耐，有學生當面要陳儀別再說了。雙方初期的會談持續近一小時，氣氛尚稱平和。午餐後，民間代表繼續交換意見，下午三時半，蔣渭川將民間意見歸納為三大議題，再當面向陳儀提出，但是，雙方完全沒有共識。

　代表們直指陳儀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均未達預期，各種矛盾叢生，導致失業與民生凋敝。但是，陳儀堅守立場，認為自己的政策方向正確，問題僅出在執行層面。代表們建議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擬定具體的政治改革方案，並要求本省軍事、政治、經濟的各級官員應有半數由本省人擔任，陳儀則設下底線：凡是對民眾有利的政策他都願意採納，但是改革建議必須區分「中央」與「地方」權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僅能針對地方行政提出意見。雙方認知上的落差在對話中表露無遺。代表們認為陳儀被小圈子包圍，與民意脫節，陳儀則自認沒有隔閡，非常願意親近人民。

　此時學生代表突然提出，希望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供武器給學生隊伍以維持治安。陳儀此時也有了火氣，表示自己都已下令憲警外出不帶槍，學生更沒有理由持有武器。這句話激怒了學生，表示「沒有武器也是一樣幹！」隨即起身離席，不歡而散。

　至此，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性質開始質變。在這個階段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同時具有「提出政治改革建議」的協商團體，但是也含有「接管政權、維持運作」的準政府組織特性，甚至出現假冒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名義接管機關事業的情形。這種轉變，也為後續的局勢增添了變數。

　在此要特別分析的是影視戲劇作品中所刻畫的人物往往偏離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情況，例如將學生想像成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將市井流氓描述為熱血莽撞的堅定反抗者，將臺籍日本兵描述為兇殘無比的大殺星，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士紳形容為無可救藥的和平主義者……。這樣形象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並非資料中的一般性情況。

　二二八事件中的學生幾可說是最堅定的反抗者，有理想性又有理論基礎。雖然他們出馬是為了恢復秩序，但是最反對恢復秩序的也是他們。相較於更早向政府投降的其他派系，學生派堅持到最後一刻才投降。也因為其學生的身分，後續受到特別寬大的處置，因此留下了大量的見證與說法。

　市井流氓的確滿腔熱血，不過，來得快去得也快，可謂機會主義者，一開始趁亂打砸燒搶的是他們，後來幫助政府恢復秩序的也是他們。市井流氓使用暴力主要是針對沒有力量的平民與公務員，而不是攻打軍事要塞，也因此絕大部分都在政府寬大的處理下脫離了責任。

　臺籍日本兵（有些其實只是軍屬）有著堅定的敵我意識，在當時政府檔案中有海南島歸臺的人士可能已經被中共滲透的情報。臺籍日本兵的暴力主要是針對軍警，而不是平民，乃至在史料中還能發現臺籍日本兵制止流氓欺負外省籍平民的紀錄。但是這些臺籍日本兵即便打下了軍事基地，也沒能力真正推進奪權或建政計畫，最終覆滅。

　士紳比較複雜，不能簡單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士紳全都歸為和平路線者而與武鬥派截然劃分開來，士紳拉攏流氓，再引學生進來制衡流氓，但是當流氓願意妥協，學生反而不願恢復秩序，轉而與其他武鬥派繼續抗爭，也得到部分士紳的配合。最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平衡局勢失敗，在中央援軍到來後，部分士紳搶先向政府投降，與流氓合力為政府清理戰場恢復秩序，而沒能搶先投降的那一派的士紳往往神祕失蹤或被祕密處決。

（三之一，摘自講台文化《我聞228》）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