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記憶遇上地緣政治

選自《我聞228》最後一章。這一段是把二二八論述放回近二十多年華盛頓、北京與臺灣三方互動的國際背景中重新檢視。這也是《我聞228》試圖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當國際環境已變，臺灣是否還在用過時的歷史語言來理解自身處境？

　要理解為何舊有的二二八事件論述已經過時，必須將其置於過去二十多年間華盛頓與北京互動的歷史座標系中審視。兩方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複雜的演變。然而，臺灣內部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往往只遵循島內的選舉邏輯與政治需要，忽略了外部環境的劇變，導致了嚴重的戰略脫節。

　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國際局勢正處於一種「反恐與戰略機遇期」。當時美國國力雖處巔峰，但深陷中東反恐泥淖，亟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針對北韓、伊朗核問題彼此合作。彼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正處於「韜光養晦」的戰略機遇期，致力於經濟問題，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與籌辦北京奧運。然而，臺灣內部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此時卻正與「正名制憲」運動緊密掛鉤，激進的悲情動員與去中國化操作，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產生了嚴重的反效果。美國視臺灣的舉動為破壞大局的噪音，小布希總統甚至公開以重話斥責，雙方互信基礎薄弱，這是一個內部政治與國際局勢嚴重扞格的時期。

　進入馬英九執政時期，華盛頓與北京關係進入一種「經貿整合與戰略緩衝期」。當時歐巴馬政府雖然提出重返亞太，但是總體戰略仍採取接觸政策，認為將北京納入全球經貿體系能促使其轉型，而北京則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國際關係」，兩岸進入大交流時代。這段期間，雖然國內爆發了激烈的太陽花運動，部分人士批評政府過度傾斜大陸，但是在地緣政治上，馬英九堅持「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的大方向，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也回歸和解的原始主題，不再成為政治操作的尖銳工具。這種降溫讓臺灣在高度的壓力下依然成功避免成為更大衝突的引爆點。

　然而到了蔡英文執政期間，局勢急轉直下，進入了某種「結構性對抗與誤想同盟期」。隨著貿易戰與科技戰的開打，華盛頓確立北京為首要競爭對手，並開始建構「民主對抗威權」的全球敘事；北京則進入展現強勢外交與影響力擴張的新時代。這段時期，臺灣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二二八事件論述再次升級，並被賦予了「抵抗威權中國」的當代意義。這一次，民進黨政府的選舉路數與政治人設恰好與美國一時的戰略完美共振，這導致了一種錯覺，讓臺灣誤以為與華盛頓的關係是基於共同價值的無條件同盟，而忽略大國以自身國家利益行動的本質。直到俄烏戰爭爆發，無數的生靈塗炭與廢墟景象才讓許多臺灣人猛然驚醒，意識到自己可能正經歷烏克蘭所經歷的劇本，進而開始反思這種「代理人」角色的代價。

　如今，臺灣正邁入賴清德執政與川普重返白宮的「戰略收縮與底牌顯露期」。川普的強勢回歸不僅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將展現更加露骨的交易性格，更重要的是，川普毫不留情地揭開了過去許多民主黨操作國際政治的底牌，早期透過中央情報局的活動後來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美國民主基金會，以及各類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干預模式，在川普的政策下，不只銀根被抽，其正當性與形象也大受打擊，短期內難以重建過去那樣的影響力。

　而這正是臺灣面臨的最大危機。國際政治本來就是講究利益的，但在這個利益交易更加露骨的川普新時代，過去八年，我們習慣將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綁定在「民主對抗威權」上的做法將立即過時。若繼續被既定的路線綁架、繼續被特定的價值觀綁架，也將失去戰略彈性，以及辨識國際現實的能力。

　如果不改變思想，改變策略，繼續沿用過時的敘事模型不僅無法換取美國的保護，反而可能因為缺乏實質交易價值，或被視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包袱而淪落到被徹底犧牲的田地。（三之三，摘自講台文化《我聞228》）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