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畢業生 點亮基層醫療
《異鄉路》履行義務、下鄉執業時 他們不知道正在無形中改寫台灣醫療地景
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是臺灣重塑基層醫療體系的關鍵時期,其中尤以「衛生所」的重建最為重要。自一九四五年戰後,各縣市鄉鎮陸續設立衛生所。在農復會與中美基金的支持下,衛生所肩負起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治、預防保健與生育控制等繁重任務。然而隨著經費與人力逐漸不足,加上醫師待遇偏低、升遷管道受限,且缺乏臨床與進修機會,導致醫師徵聘困難,衛生所功能亦日漸式微。
為填補人力缺口,衛生署與臺灣省政府遂協調安排,遴選經考試院考核合格的退役軍醫出任衛生所醫師兼主任。同時,為挽救岌岌可危的基層醫療體系,衛生署於一九七八年推動「加強農村醫療保健四年計畫」,建立區域性綜合醫療保健體系,以及積極投入硬體建設,包括新建衛生所與衛生室、設置全科巡迴醫療車等。
在中央發起改革的同時,陽明醫學系公費生的培育亦恰與此一政策需求相互呼應。透過公費分發制度,選擇進入衛生署系統服務的陽明公費生中,約有近半數被派往衛生所,補足了長期以來基層醫療人力不足與分布不均的問題。除了人力補充之外,衛生署也意識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並開始重新思考改造基層醫療的營運模式。一九八三年,衛生署試辦「群體醫療執業中心」(下稱群醫中心)計畫,期望藉由大型教學醫院與基層衛生所醫師的協作,將醫療設備與專業人力引入社區,並透過制度設計改善基層醫師待遇。此舉不僅回應了現實的醫療需求,也象徵政策由人力補充轉向結構重建,基層醫療體系的改革逐漸進入新階段。
群醫中心制度是由時任衛生署署長許子秋從世界衛生組織引進的觀念,這種以多位醫師共同執業的模式,最早源自於英、美兩國,在世界衛生組織推廣後,被認為成效優於當年臺灣最普遍採行的單獨執業(solo practice)模式。許子秋認為,衛生所在民眾心裡有著刻板印象,因此需要透過新名詞來推動新政策。群醫中心由政府投資建設衛生所與醫療設備,再交付受過專科訓練的住院醫師進駐執業。初期開辦時,衛生署提供一百五十萬元開辦費與三十萬元藥材周轉金,臺灣省政府則補助X光機、救護車與合作醫院醫師差旅費。群醫中心的醫師人力主要來自接受家庭醫學專科訓練的陽明公費生,負責門診與巡迴服務;公共衛生與預防保健任務則由公衛護士承擔。為提高群醫中心醫師的留任意願,衛生署特別調整薪酬結構,規定若專任醫師月收入未達十萬元,得以支配中心高達百分之八十的盈餘。隨著酬勞分配制度的調整,基層服務醫師的待遇有所改善,大幅度提高了醫師投入下鄉服務的意願。整體而言,群醫中心的推動,代表政府試圖以制度設計結合資源支持,吸引專業醫師投入偏鄉服務。它不僅回應了基層醫療的迫切需求,也展現出政策思維的轉變,成為一九八○年代臺灣基層醫療發展史上極具代表性的篇章。
自一九八三年群醫中心正式開辦以來,即獲得基層民眾的熱烈迴響。群醫中心不僅有效解決偏鄉居民就醫不便的問題,也顯著提升了民眾對衛生所的信任感。對中央衛生行政單位而言,群醫中心的營運模式一方面擴充了基層醫師人力,另一方面,其自給自足的經營方式,也有效減輕政府在人事成本與行政上的負擔。就長遠發展而言,群醫中心的成功經驗,為後續「臺灣地區醫療網」的建構奠定了基礎,並逐步成為強化基層醫療體系的重要支柱。而在群醫中心的推動與擴展背後,陽明醫學系公費生的參與更是關鍵力量。自群醫中心發展初期起,第一屆公費生便透過分發制度進入家庭醫學科受訓,並將所學應用於各地群醫中心的設立與運作。例如,一九八四年分發至雲林四湖的徐永年、賴靖文與高逞徽等人,在省立桃園醫院支援下,成功將當地門診人次從不足千人提升至每月一千至兩千人次,迅速成為雲林沿海地區的重要醫療據點。這些成功案例,不僅振奮了基層醫療院所的士氣,也為臺灣基層醫療改革提供了具體範例與實證依據。(四之一,摘自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異鄉路》)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