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從廣場撤退的那天早晨

　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清晨，4點左右，和徐宗懋在北京南邊的東方飯店發出給台北報社的號外，傳真完畢，我們決定到天安門廣場看最後如何結局。

　晝長夜短的北京，5點天色已濛濛亮，徹夜未眠的市民仍站在路邊議論，昨夜解放軍如何鎮壓，什麼地方死了多少人，復興門醫院那邊死傷很慘重…。響了一夜的槍聲已漸平息，只零星傳來機槍掃射的聲音，像一串鞭炮。聲音聽起來不遠，像是在天安門廣場那邊。我們加快了腳步。

天安門廣場的週邊已經被軍隊包圍，一般人不會想進入。我們從廣場東南角的一個缺口進入，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東邊的歷史博物館前。那裡有一些群眾聚集，觀望著紀念碑前的學生。而歷史博物館的前方，密密麻麻的軍隊紀律嚴整地站著待命。荷槍實彈在守衛。

毫無疑問，天安門廣場已經被包圍。北面的東西兩邊，長安大街上，已經由坦克車和部隊嚴密防守。天安門城樓前，大約十幾輛坦克排成一排，同時發出轟轟的引擎聲，產生強大的震懾作用，連廣場的地面都震動起來。原本設在廣場東北角的工人指揮部，帳篷已經倒了，人應該都撤退到紀念碑這邊來了。否則絕對無法抵擋那坦克的衝擊。

在我們前面的幾個民眾，看著坦克轟轟巨響，突然大怒，衝著歷史博物館的軍隊，大罵道：「法西斯，劊子手！」有一個老人邊哭邊罵：「法西斯，殺人兇手！」他忍不住衝到了軍隊前面，撿起石頭，丟出去。旁邊一個人來不及制止他。反擊的槍聲響了起來。軍隊前排槍口對著群眾前的天空開槍。這是警告。我們趕緊低下身，躲在小樹叢後面。但樹叢根本沒有用，什麼也擋不住。還有民眾不畏死，不甘心，繼續往前走去罵軍隊。士兵的槍口朝地面開槍。趴趴趴趴，地面上的泥土飛射起來。民眾才緊張得往後面跑。

有幾個人看情況不對，決定離開。這時能進出的，只留下東南和西南兩個小缺口。

此時，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十幾個學生走了出來，手上拿著白布，搖啊搖的，慢慢走向廣場上。他們搖動著白布，走向那些還立著的帳篷，一個一個進去查看。我看見劉曉波、侯德健、周鮀站在紀念碑高處，也舉著白布示意。

他們在一個帳篷裡，拉出兩個學生，一個已經失常，一直哭喊：「留下來，不要走，共存亡，留下來，不要走！」另一個學生抓著他的手臂，硬將他帶出來，幾個人手拉手，走向紀念碑。

旁邊的群眾有人開始哭泣。那幾隻搖著白布的影子，在寬廣無人的廣場上，在東倒西歪、散亂無章的帳篷之間，慢慢移動，怕引起軍隊的緊張。他們在一個一個帳篷裡尋找，希望不要有落了單的人，因為只要落了單就再無生路。

最後他們在工人指揮部的帳篷，找到幾個死硬派的工人，他們或許想堅持「共存亡」，此時也不得不同意離開。

清查的學生回到紀念碑，人都帶回來了。時間已近六點，學生在劉曉波等人的指揮下，唱起了國際歌。那歌聲原本是革命的歌曲，此時卻緩慢而哀傷。「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旁邊那些大罵解放軍的北京人忍不住擦眼淚。

學生互相扶持，有些人已經精神失常，哭喊得無法控制，有人哭倒在地，站不直身體。旁邊的同學只有硬生生將他們拉起來，一起扶持著，甚至整個架起來，抬著走出廣場。歌聲和哭聲交織中，更多是默默拭淚的孩子。嗚嗚哀沉的聲音，集合成巨大的共鳴。

他們的出口在西南角，終於慢慢走出去了。

直到他們走出去，我才回過神來，聽見那廣場上的十幾輛坦克車，引擎發出強音，震得地面都顫抖起來。

「該走了。」我對徐宗懋說。「不，我一定要看到最後」他說。「可是我要去看那些學生，怕他們在外面出事了。」我說。「那你先過去吧。」他說。

我於是追在學生後頭走去，但那一道開出的口子已經關上，我得從另一條胡同繞出去。就這樣，我和宗懋分手。一個多小時以後，便接到醫院的電話，他中槍了。

這便是6月4日早晨，作為《中國時報》記者，我們在現場採訪的側寫。那一天早晨，我們在廣場看到最後，為歷史做最後的見證。（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