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過的年代
人間紀念
4月3日是母親99歲生日，算農曆的話，是百歲大壽了；於是子孫和曾孫三代人分別從美國、香港、多倫多訂了機票來給她賀壽。
沒想到，才差五天，她便走了。幸好，走得一點痛苦都沒有，雖然有點遺憾，倒沒讓人難過；活到這把年紀，中國人說是「笑喪」了，真可帶笑而去的。
過去好幾年，母親在老人院「華宮」裏生活得挺快樂的：一個人住在一個頗寬敞，又光線充足的大房間裡，老人家說話常重複，每次見她，她幾乎都以「三得」為傲；所謂「三得」就是「吃得、睡得、痾（大小便）得」。
除了心臟有潛在問題，她什麼小毛病都沒有，更難得的是心理健康──她從不埋怨任何人，對生活異常滿足；除了住溫哥華的二哥經常探望她，我和大哥、妹妹每年都從不同的地方飛來看她。近百高齡，四代同堂，她理應感到幸福。
可是好些人儘管有著她的處境，卻未必有著同樣心境，因為以她的生命歷程來說，她絕對有許多「怨」的理由。
她所經歷的艱辛，殊非這世代的人能想像。
她生長在廣東中山，父親是個小文員，母親看顧四個兒女，沒工作；抗戰槍聲響起，祖父連那分小差事都丟了，大舅舅遊手好閒，二舅和姨姨尚年幼，一家的生活重擔便落在母親肩上；那時她該才14、5歲吧，每天挑三十來斤雜貨（像用作燃料的「火水」）從小鎮石岐挑到農村翠微去賣，然後在翠微住一晚，翌日又挑同等重量的貨物（像稻米）回到小鎮賣；跟著休息一天，第四天重啟行程……。
這是無比艱辛的工作──石岐和翠微相距四十多公里，每天凌晨三時，母親和十來個同樣做買賣的人一起出發，為了避開盜賊，更要繞開大路，挑崎嶇的山路而行──肩膀上還挑了三十多斤貨啊！這樣一程，起碼須走八小時以上；有時，貨物未必能在翠微賣掉，這樣，她更要多走兩小時路，把剩餘的貨挑到澳門賣。
母親晚年體格那麼好，大抵跟她年輕時這樣的「鍛練」分不開的。
小小年紀，一根擔挑養活一家六口人，母親遂得到「三級石（她住那小區）奇女子」的稱號，這是讓她驕傲了一輩子的事。
抗戰結束，她過上了約十年好日子──她和父親結婚了，父親還在石岐最興旺的孫文西路開了間百貨店──中山人是中國百貨業的先驅，上海的永安、先施都是中山人開的；他們很自然的進入了這行業。婚後，她接連生下了我們四兄妹。母親除了持家，也「文君當爐」，站在櫃台裡賣貨──她長相漂亮，又好妝扮，為公司招來不少顧客，又因此得了「百貨皇后」之稱。
解放後，沒幾年，我家的「廣東百貨公司」就給「公私合營」了，再沒多久，更歸公所有；父母由老闆變成售貨員。
五七年，父親因為批評行內「外行領導內行」，被打成右派，幸好他趁工作單位不察覺，以照顧在香港的祖母為由，得街坊派出所批准，去了澳門。待工作單位知道，趕緊到海關攔截，幸而父親已過關，不然，我們一家的命運都要改寫。
可是從此開始，母親守了二十多年生寡──赴港後，父親不敢回到中山去，祇是每年一次，有如鵲橋相會，他冒險到廣州和母親相見。
1959年，二哥也獲批赴港；不久，母親下放到農村去了，主要是修建長江水庫；家裏祇剩下我和大哥、妹妹三人，那年大哥才十五歲，便當起家來。
我生性頑皮反叛，很抗拒學校教育，經常逃學；一次，母親從鄉下回來，押著我到學校去；眼看我走進課室，她放心的回家收拾行李下鄉；哪知她甫轉身，我瞬即翻牆而出，比她更早回到吾家附近；我躲在一柱子後，看到她提了行李離家，瞬間，我的眼淚不可抑止的流下來。
母親不住的向所屬街道派出所申請到香港和父親團聚，但都沒結果；卒之到了1962年，一個姓關的公安跟母親說：「讓你們所有人到香港是不可能了，要嘛你先走，把三個兒女留下來；要嘛我讓他們走，你留下來。」母親毫不猶豫的作出決定，自己留下來。
母親獨自在家鄉生活了約二十年，她不斷的申請去香港，都不獲批准，理由也說不清楚；一說，是對「右派」父親「逃港」對她的懲罰；另一說是，那時中國頗貧窮，亟須外匯，留一個人在國內，家人在港給她寄錢，多少可幫補外匯之不足。
她好幾次嘗試偷渡去澳門，但都失敗了，幸而懲罰不重，每次都關十來天就把她放出來。
直到文革結束，八十年代初期，她才獲批來港。她經深圳來港，我去深圳接她；那時港深之間的通道是架不大不小的羅湖橋，帶她過橋時，我跟她說：「你多笨，這條橋一分鐘就走完了，你卻走了二十年。」
據她說，結婚以來，從沒跟父親吵過架；可是待她來港，父親已經有了第二個女人。母親祇好到加拿大跟我的兩個哥哥生活，和父親離了婚。她早已習慣了一人獨自生活，所以離婚於她而言，或許無奈多於感情創傷。
算起來，她在加拿大生活了四十多年，日子無風無浪，異常的寧靜，尤其最後她待在老人院那八年，生活起居都有人照拂，她活得很安樂，跟前半生對比太大了。回想她的一生，我想起王安石的詩：「願為長安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美酒輕裘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她後半生的日子過得很輕淡、卻很難得、很可貴。
她即將入土為安了，我總感覺，有必要把她的生平寫下來，才對得起她所經歷的時代；也讓後代認識一下，那曾存在過、他們沒法想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