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後 國民黨的戰略轉型

　726大罷免民進黨以掛零收場，823投票亦不易有太好成果。由此，1年多來棲遑不安的台灣社會將可稍事休整，朝野必須盡早回應人民需求，而不是為取得權力，火中取栗，將鬥爭外溢撥弄到非政治工作者的身上，激發出仇恨情緒與族群對立。

　我稱近年來台灣政治激化現象為「後革命時期」的政黨政治，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的政治格局仍未脫離早年黨外與國民黨彼此抗拒爭鬥的形式，也就是說，國、民兩黨沒有洗滌其歷史慣性的革命政黨性質，也都還不是正常的民主政黨。

　然而這期間出現了3個重要的內外因素，第一，台灣內部政治與族群生態發生變化，許多年輕選民開始游離出長期藍綠酣鬥下的政治板塊，其中以民眾黨日漸度過第三黨的泡沫期，最值得注意；第二，自兩千年起，中國大陸歷經改革開放，整體經濟與軍事實力大幅成長，即所謂中國崛起；第三，中國傳統王朝在歷經動亂的復甦後追求統一的強大動能，使偏安於海上一隅的台灣欲力求保持現狀愈發困難，此時百姓普遍有惶惑不安的情緒是可理解的。

　面對以上3個變數，民進黨由於歷史背景與意識形態，在主客觀上採取守勢，有陷入圍城的危機。那麼，我們要問：國民黨面臨同樣的處境，是否能使情況有所不同？

　國民黨在共產黨與民進黨之間，最大資產有二，第一，對大陸與台灣人民皆懷有善意；第二，三民主義的體制確有長處，歷經威權時代與民主化時期考驗，皆能使國家社會保持安定繁榮。由此兩項特質，國民黨賦有歷史給予的使命。

　大罷免後的國民黨應如何調整體質與戰略？第一，經國先生過世後，國民黨一直未能磨合出有效的合議制，以產生共識決，這一方面比共產黨與民進黨都差得多。因此對於黨內溝通機制，需重新擬訂與遵守；第二，參考內閣制作法，在野時期成立影子內閣，針對國家重大議題提出具體方案，由執政黨與人民參考，提升高度，避免與民進黨進入低水平零碎話題爭辯；第三，爭取執政，與民眾黨充分合作，對2026與2028即早準備，成立工作團隊；第四，將「國統綱領」適度修繕，納入國民黨決議，做為兩岸政策基礎。

　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國文化下的政治型態，善意與法治常有扞格，黃宗羲在明亡後反思：「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整體中國逐步進入現代化，彼此之間需有合理的法制框架依循，加以善意，應可產生大致認同的方向。因此，國民黨應主動研擬兩岸在統一前接駁軌道的論述建立。（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