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8⊙郭彥麟

局外人

開卷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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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鄧博仁
(寶瓶文化提供)

你我都有一位父親,無從選擇,也難以逃避的父親。無論疏離或緊密,總有許多說不清的感情,若有似無地存在著。隨著生命無常地進展,父親總以各種料想不到的方式靠近或遠離,壓迫或支持;突然存在,或者永遠消失。

 試著想像,你與他單獨坐在一張長椅上,你們有多靠近?你們會交換眼神嗎?你們談些什麼?分享什麼?你們,能沉默多久?共處多久?

 你能如此想像你的父親嗎?而一旦這父親是消失的、失去理性的,是變得比你還脆弱依賴的,你又將如何理解與靠近?

 父親總像個局外人,而我們也總迫切地想要成為父親生命的局外人,但就是這種置身局外的罪惡感,矛盾地將我們留在無形的長椅上,即使依然帶著憤怒,依然保持沉默。

 作者的父親曾是優秀的大學教授,但罹患「思覺失調症」後,與母親離婚而消失在作者的生命裡,從此,他們成為彼此的局外人。

 但罪惡感並沒有消失,情感像種子冬眠在記憶裡,在過往的照片與短信裡。當接到父親孤獨離世的消息時,種子萌芽了,罪惡感被惡夢驚醒。原來,消失的父親一直存在,作者曾以為,他在面對父親大量的妄想與失序之後,已對這破碎的靈魂毫無情感,毫無依戀。

 十九歲那年,他直問父親是否患有思覺失調症,毫無病識感的父親憤怒而哀傷,回應了更多的妄想來否認自己的妄想,並指責他冷血無情。情緒沸騰的他,在回信裡告訴父親:「我無法活在你的世界裡,你也沒辦法活在我的世界裡。」從此斷了聯繫。

 那是病人,不是父親。他以為自己早已接受這個想法。

 但情感終究不是理智的,尤其是面對父親死亡的罪惡感。於是罪惡感讓他從局外人的位置,去追尋父親這個局外人生命晚年,孤獨而遙遠的軌跡。他想彌補,用看似全然理性的方式,將記憶的空缺填滿。但實際上,在追尋與書寫的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到滿滿的虧欠,即使我們都明白,作者並沒有真的背棄什麼。

 只是非得如此,作者才能將空洞填滿,將非理性的罪惡感消化,才能以局外人的姿態,踏入父親遺留下來的妄想世界,與迂迴的死局裡。

 父親失去理性了,但作者在父親的生命裡感受到了充沛的情感,看見了智慧的殘火與堅毅的勇氣。

 當然,並非所有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生命故事都能如此豐富動人,在多數更鬆散的思考、凌亂的語言與貧乏的靈魂裡,情感失去現實的依靠,變得唐突莫名。那位父親可能否認自己有一位兒子,或認定兒子已被外星人入侵;智慧會破碎為訊息,胡亂地組合,無法被讀懂,遑論相信或不相信……而堅定,也只是與世界斷了聯繫的偏執與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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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讀到這個不幸的故事,其實是相當幸運的,一方面是作者對父親的惦記,驅使他進行漫長的追溯。另一方面,父親沒有因疾病而崩解的語言與情感,也同樣幸運地被相對完整保存下來。父親的愛穿透了妄想,無形中,也牽引著作者完成這趟旅行。

 困住父親一生的陰謀詭計,卻反而變成一道謎題,邀請兒子在父親的生命線索中,找回自己遺失的部分。這本書,其實是在完整作者因父親而藏匿起來的那個自己。

 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我沒有這樣的幸運,但也沒這樣的難題。我像多數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一般,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厚牆,就安靜地待在局外人的位置。

 我的母親患有躁鬱症,模糊的記憶裡,穿插著酒精、自傷與被害妄想。當初懵懂的我不是那麼明白,她與其他的母親有什麼不同。

 躁鬱症畢竟相對溫馴,母親有信任的精神科醫師,也規律就醫,直到我大學離家前,她都還是一位傳統、盡責、努力,且明確愛著孩子的母親。但我也明白,她對於自己的情緒黑洞,有些無助,也有強烈的罪惡感。她會將酒瓶藏在洗碗槽下,努力克制自己不用酒精麻醉自己,但有些時候,敏感的她一旦被刺傷,失控的情緒也會劇烈地衝擊著我。於是,疾病讓母親產生了罪惡感,也讓我背負了罪惡感。

 這是所有精神疾病家庭的原罪,不是任何一個人造成的,也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獨自承擔的。但大多時候,我們也只能讓患者獨自承受。

 母親一直在我身邊,但我並沒有留在母親身邊。我保持了距離,說服自己,在疲憊忙碌的醫師日常裡,已無能為力再靠近一步。

 這是事實,但也是一種選擇。

 母親住院時,我便抽空返家,再匆忙回到工作崗位,成為其他人的醫師。我極其感謝、信任且尊重母親的醫師,因此不去干涉母親的醫療,只期待自己能勉強扮演好一個兒子的角色。

 精神醫學讓我思考,我是否能再多做些什麼?但同時也讓我明白,多做些什麼,其實是無益的。母親離世當晚,我還在醫院,我脫下白袍,轉換回兒子的角色。那幾年每次返家,都因母親的疾病,而這次,也是因為母親,我才得以請兩周的長假。離開醫院的那兩周,我才明白我離母親有多遙遠。

 我對母親為何在此刻選擇離開世界一無所知。我反覆檢查了手機,並沒有未接來電。

 這不是意料之外,臨床經驗告訴我,這是一個可能。但「可能」只是一個冰冷的機率,我幾乎想不起來,母親的聲音、背影,與她最後可能想說的話。那些,有溫度的東西。

 我曾站在與作者類似的人生分割線上,但我並沒有做出一樣的選擇,寫出一本關於母親的書。我曾想去閱讀母親的病歷蒐集隻字片語,或者詢問母親的友人,拼湊母親的情感或面容,但我沒有那樣做。我讓分割線之後留白,我選擇讓遺憾維持遺憾的樣子,回憶也維持回憶的樣子。

 除非母親親口告訴我,不然任何理由,都是我給自己的,而不是母親的。

 這是我面對罪惡感的方式。作者回頭追尋父親的足跡,而我,帶著這樣的生命歷程繼續往前,走一條自己的路。我相信,母親是祝福我的,她也並沒有希望我一定要為她做些什麼。

 而無論是選擇什麼方式,我們都永遠不會是局外人。(本文係《我碎裂的父親》推薦序,寶瓶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