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我還記著我第一次進住宿的學校，媽媽託人帶來的一籃鹽蛋與皮蛋。蛋殼早已洗淨，鹽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筆寫著「皮」、「鹽」。其實這樣的標記已無必要，我見著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為止。倒只有多少時候以後，想及她搓糠灰、拌鹽水、洗蛋殼，又在蛋殼上一筆一畫寫字的愛子之情。

　我離家的時候媽媽替我收揀行裝，她親手將我的襯衫尾插入褲中，嘴裡說：「要不是養育你一場，也沒有這樣的牽掛了。」說時眼睛潤溼。我當時並沒有如何的感動，也要待到以後兩地隔閡，才記起如斯的細婉情節。我將考大學的日程預先寫信告訴她。後來妹妹說，到那天上午和午後媽媽再三的說：「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戰之後不僅我投筆從戎，弟弟也進輜重兵學校。他有次在家信裡提及在某處宿營。據父親說媽媽一聽及宿營，頭頂上沒有房屋掩蓋，立即就哭。我曾在緬甸負傷，實際是腿上輕傷，只不過褲襠被撕去一塊，上面血跡斑斕。我將這卡嘰褲帶回作紀念。至此已事隔經年，媽媽見著仍是流淚縱橫。

　媽媽這一代的女性，她們的生命與前途，不由自身作主。她從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條下的犧牲品。人家的女兒已開始入學，她不得入學；人家的女兒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後則只有相夫教子，做傳統的賢妻良母。可是傳統的賢妻良母仍有她們贏得的報酬，我父親在珍珠港事變前一月去世。他彌留時對媽媽說：「我們有兩個好兒子，讓妳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過起先隨著我們，後來隨著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輪船上搭地鋪，在卡車上坐車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吃帶糠屑的配給米。她誇告鄰居：她的兩個兒子都可以到美國 去，只因為照顧親娘，不願離去。其實這兩個兒子都在打算盤前往美國自尋出路。他們回時只在母親無碑的墳前悵惘徘徊。

　媽媽說：「我不要你們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牽腸掛肚就好了。」在二○年代和三○年代，她說的可能代表當日一般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這樣的：湖南經過北伐的暴風後立即「清黨」。不少的年輕人，不一定曾經過宣誓的手續矢志做共產黨，只要參加左翼團體集會，在學校裡發激烈的言論，或愛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異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審訊的可能。審訊時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辭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

　我一生也不能忘記我還在上小學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槍兵指揮街上行人迴避。不一會一隊士兵刺刀插在槍管上，在號兵吹衝鋒號之後，高呼叫：「殺！」被押解的有二十多個男女，都是一身「剪綁」，背後插有「標子」，上書「斬決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紅筆從上到下的貫穿。為首的一人還在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但是至此已力竭聲嘶。後面的幾個女性，穿水紅色內衣，年齡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著保持一行列間快步的距離。約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全在長沙的「教育會坪」身首異處。

　這樣的慘劇也輪到我家親戚頭上。我們稱為「鈞舅」的向鈞，是我們三舅母的弟弟。她們的母親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們稱為「五姑外婆」。她們都住鄉下。鈞舅判刑之前，我父親曾往監獄探問，便中轉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實所謂「自首」，除了承認有罪之外，還要供報同黨兩人，讓政府緝獲建功。鈞舅執意不從，他被槍斃之後連我們孩子們都知道了，媽媽和三舅還連通我們一齊瞞著三舅母與五姑外婆。這位老太太在火爐前烤火的時候，眼色無神。我們也不知道她內心想的是什麼，總之她仍不知道已與兒子生離死別，陰陽異途，使我 感觸到前人所作文「生也無辜，殺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說在執行死刑之前，還要給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無心腸了。

　可是三十年後共黨當權，也仍是中國的母親受罪遭殃。我因抗戰而從軍之前，曾在長沙 《抗戰日報》工作過幾個月。報社的主編是田漢先生。當日我們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 他早已為共產黨員。我因為《抗戰日報》停刊之後，與他的兒子田海男同入軍校，所以稱他為「田伯伯」。一九四二年他與他的母親─被稱為「戲劇界的母親」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們拜訪他們的時候，老太太因與母親都曾在長沙東鄉長大，是以相見甚歡。田漢已與作〈漁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歡膝下，也不惜大藝術家的身分，即往廚房做蛋湯歡迎我們。至此我有機會與她談天。

　她說：「我們如真的要出國的話，哪一個國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說非虛，不過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為著「群眾」。田漢可能不願離開抗戰（他曾發表一篇文字，題為〈歡迎抗戰的觀光者林語堂先生〉 ），但是中外都知，他雖也是大藝術家，卻以「純孝」具稱。原來他家裡也是極端貧寒。田老太太初往長沙時坐獨輪車，堂弟推車，田漢在前以繩拉車。所以他們一家人至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憑藉，他們支持他上長沙師範學堂後，又往日本苦讀六年。田漢回國之後成為中國第一流的戲劇家，也仍不維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飯大家吃，不計家人生產，由「戲劇界的母親」當家，任食客來往，一家有公社模樣。

　田漢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已經坐過牢。他因曾參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監禁於蘇州監獄。共黨主政期間他理應得意稱心，而最初約十年也確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仍不免再陷縲絏。一九三○年他曾寫過一篇稱慕蔣介石的文字，說蔣確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氣派，三十餘年後終被檢舉。而實際的罪過，則是他在上海期間沒有照顧日後成為毛夫人江青的藍蘋。

　田伯伯最後的出處至為淒慘。他被禁於秦城監獄，有病無藥可施，他最後一信給他母親易克勤老夫人，還望她能寄些錢來。他連日咳嗽不已，同被監禁的人說起一天半晚時分咳嗽停止，他即於當晚去世，時在一九六八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軍方面參加淮海戰役，以肺炎死於戰場，也曾令戲劇界的母親田老太太流過不少眼淚。

　田漢案件平反後，中共領導人為他在八寶山致奠塋葬，但是所葬也不過是一座「衣冠塚」。他的骸骨在去世時如一般罪犯的處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類此，這也是我不主張恢復母親墓碑的原因之一。

　這樣看來，我們遁跡海外，沒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一九六五年我與哈佛的楊聯陞教授、普林斯頓的劉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飯後何唱〈霸王別姬〉，劉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楊即席的說：「我們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不待解釋，我們知道他所說意義。這樣看來我們這一代在母親面前感到罪愆的絕不限於我們兄弟，而是成萬上千了。

　然則我們如何解釋這段歷史？我們縱用環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評判？尤其我動輒鼓吹歷史的長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縱談「關係」，這一段經歷之重點，往何處置放？

（本文原刊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收錄於黃仁宇《關係千萬重》一書，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