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院街

我知道也許不會再來了，但也心虛得答不出口。阿蓮在那旁等我們解散，只是像個電箱一樣地等。我朝她走去，原來還有些號碼還沒存完。她從口袋拿出一臺Vivo智慧型手機，笑說是教堂幸運抽獎帶回來的禮物。之後，在路上遇見朋友，她都先把號碼寫在小紙卡上，塞進電話殼的夾層中。整齊排列的號碼，是無名的兵卒；但她記得，隨即一組一組讓我存進聯絡簿。阿蓮的朋友，是廣東話唸成的阿康、阿明、阿……我沒能記得太多。存到一半她問──你下次還會來嗎？

　遇到阿蓮那天，也遇上很多人。就在吉隆坡戲院街的警局旁，滂沱大雨，把許多原本該來的人都淋散。我們在路邊做水──把基地帶來的F＆N桃紅色糖漿倒入自來水，塑料桌鋪滿杯子，像玩起了天降甘露的遊戲。長勺伸入容器，在冰塊之間攪啊攪；路上那些破車、穿洞的人們，也像被都市的巨勺麻木攪拌，滾動搖晃不由自主，躺墜行臥無從下手。一時似水，一時似冰，卻也極其強韌。

　因為雨總是說下就下。出發前，哈茲讓所有人都準備──都溼透吧，雨而已，死不了人。「巴勒斯坦下的是子彈。」那是一個哏，有人想笑又不知應不應該。哈茲白日是律師，昨天負責的案子還真的死了人，但那人肯定不是被雨淋死。那雷會劈死人嗎？理論上會，因此大雨需要避開樹。

　雷還把建築劈出了棺材一樣的隔間。那天傍晚，雨把天空洗成灰色。哈茲就站在警局路的轉角處，問我們──知道為什麼非得是戲院街不可嗎？他說，戲院街始終保留老吉隆坡蒼茫的樣貌。因為天還是陰的，烏雲恆在，那天的都市沒有平日的神采。轉角處，有些馬腳露了出來──貧困是一種破綻，使得一座都市心虛。它那麼努力往前走，華麗轉身；燒到一半的菸頭般的高樓刺穿雲層，灰燼散落人間。那麼多的粉塵與灰屑，風輕輕一吹，就播種般降落到天橋底、巴士站、五角基、廢棄曼谷銀行大樓外……

　戲院街還留有英殖民式建築，樓層三三兩兩，一般三樓是加蓋。哈茲說，二十年前，戲院街是吉隆坡沒有光照進來的地方，一如陰暗沼澤，黑社會遊盪如幽靈，有家的沒有家的都流連忘返。從那個時候，少年的他就在戲院街。後來，資本像抽著雪茄，留著鬍子的紳士大搖大擺地走進；從此戲院街亮燈，播起了爵士樂。精品咖啡館像從腐木抬頭的菌類瘋狂滋長──戲院街走過它的生命循環，都市破爛生鏽的身軀，穿上一件大袍，便從街尾走出一位紳士來。

　就在復古精緻咖啡館一帶，許多店鋪的樓上，二樓光滑的胚房恍若沒有歸屬感的子宮。沒人可以永遠留在子宮裡頭──來去有時，而選擇在天。露宿者是都市的旅人，天知道，有時剛好手握零錢，便有瓦遮頭；他們宛如精子大軍，但渡了一夜並不會成人，隔天一早便又揮身衣袖退去房間。業主將店鋪內部隔成數十間居室，薄膜三夾板隔影不隔光，陋室有床，一夜五十。在那形而上的旅館中，床頭附上面盆，洗漱清潔，盛滿了水還能盛月亮。

　彼時，月亮就在外頭。

　沒有收入的一天，無家者流落街頭，而月亮有在便不會怕。睜眼，剛好能看到一條路──沿路未必有盡頭與指涉，但有路至少有所盼望。沒有盼望的人，會在深夜把路燈砸壞。滋滋，一閃一閃；滋滋，電走過的聲音。沒有盼望的人，只容得下一盞遙遠的月亮。

　哈茲把他們都當朋友。廚房有腳，鍋碗瓢盆都能移動──於是在戲院街的轉角處，每個禮拜天四點到六點，風雨無阻，他們都會在同樣的地方等人來。那天煮的是娘惹叻沙，一碗一粒完整的水煮蛋，還有幾瓣薑花點綴。一組人在角落駁水清洗碗碟，一組人盛水盛麵──食物跟前，沒有誰比誰更高人一等；”Makanan Hak Semua Bangsa”（馬來文中譯：食物是所有民族的權益），無人高喊口號，但口號都在心中狂嘯。

　哈茲便是在這裡認識瑪叔的。瑪叔也好，阿蓮也好，他們每個禮拜都來，眨眼就十幾年。哈茲說，瑪叔死的時候，就住在戲院街舊樓深處的三夾板之間。死去的人，靈魂會帶著它的氣味離開肉身，往上飄去。那已經是離開後的兩天了。隔壁的人才從通風處聞見味道，打電話給哈茲。他們趕來時，門還上著鎖。五十塊一夜，買的也許就是這對一撞就壞的門鎖；往裡走，是發臭凹陷的床褥──再往裡走，是離開公共視線，不需對著人凝視逆來順受的「私人空間」。在那窄仄的房間裡，其實瑪叔退無可退；但與曝露荒野不一樣，瑪叔此刻也有私我，也有屬於自己安放祕密的盒子──他自己便像個嬰兒一樣，蜷縮在這個棺材一樣的居室之中。

　彼時，他即是盒子裡一則生鏽的祕密。人們用黑色塑料袋把他包起來，顛簸地抬下底樓。死人，會不會比活人更重？

　狹窄的樓梯間還有陳年未清的雜物，有人不經意踢響了個廉價玻璃威士忌瓶。它倒地，哐噹一聲，在那陰鬱的午後顯得特別清脆。那是哈茲第一次送走朋友。

　可以輕易把人當朋友的人，他們的心都很大。放牧每個經過的人──有人佇足，也有人離去。但哈茲每個周日都會來到戲院街，風裡來，雨裡去地；有做什麼，又沒做什麼那樣，與朋友見上一面。阿蓮遠遠地提著兩大袋亮色蛇皮袋走來，沉得貼地。她剛從附近教堂的新春聚會過來，領了很多食物與飲料，回家可以吃上好幾天。但她把飲料分給哈茲，說他辛苦了，哈茲笑著接受。阿蓮也把哈茲當朋友，所以在她的聯絡簿裡頭，為數不多的名字裡， 其中一條便是哈茲。

　半個下午，我們都在戲院街轉角處的電箱四周。阿蓮離去時，我們也陸續散夥。她依舊提著兩大袋沉重的傢伙，搭火車回十五碑的住家去。十五碑，第一次是從漢哥口中聽到；後來才知道，就是那個旖麗繁華的小印度Brickfield。風馬牛不相及的翻譯，誰會想到竟是中學時期班主任提過，有許多盲人訓練中心的那個地方？班主任總在課室前鼓勵學生，假期可以結伴做義工──當時大夥總是興緻勃勃，後來卻是誰也未曾去過。

　多年後聽到這個地名，還是喜歡那些不那麼官方的名字；要不留在記憶，要不留在脣邊。

　漢哥出生在繁華背後的十五碑。光與陰影相生相隨──越是光鮮的一座城市，就有它脫下衣服之後越難以示人的一面。我問阿蓮，如果你常去半山芭，那你認識阿漢嗎？那個兔脣，嘴巴總是一股Hacks糖果氣味的阿漢。她想了一下，說認識，「但他不是好人」。

　阿蓮手機的聯絡簿裡頭，並沒有阿漢的電話。

　把人用好壞區分，似乎是最容易的一種方式。但世界越來越複雜以後，好壞之間多了模糊的色調，像水彩暈染。那些模糊，使人站不住腳，並且像一座都市一樣心虛。因而，斬釘截鐵的時刻，似乎都是一種毫不猶豫的確信。我從阿蓮的神情中，看出了那樣的確信。

　而我沒辦法告訴其他人，自己有時在路邊經過無家者，總會心虛地先屏住呼吸。說什麼「人人平等」，但我終歸還是怕，怕那經年累月沒有淘洗過的口氣。原來，那是一種侵入感極強的酸腐感；一張嘴，我的喉頭抽搐，幾近浪潮翻湧。但漢哥沒有那口氣。即使他在採訪時總會不經意地越靠越近，如一株傾倒的椰樹，但那程度我還可以忍耐。因為他總會吃上一粒黑色結晶辣糖，舌尖舔食咀嚼，似乎就能掩蓋起了一些難以示人的氣味。那是他年輕時吸毒導致口腔潰爛的味道--牙齦萎縮、滿口爛牙……但在戒毒所進出好幾回，他認識了上帝。

　他說自己年輕時總是碰壁、撞溝渠，沒有人拉他一把，只有上帝讓他從良。他是個不太識字的老人家，但我們說幾句，他總會情不自禁地就背出聖經裡的句子。在那之前，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此刻漢哥讓我看見，一個被神洗滌的靈魂，就赤裸裸地在我面前。

　於是我依然無法忘記，訪問結束我把漢哥載回戲院街那一帶。臨下車，他像丟了一個包裹那樣對我說：神愛你。車門啪嗒一關，後面的車龍開始不耐煩地鳴笛；我想的是，真的有人可以愛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嗎？我今天只是因為工作，載送一個再也不會見到的人，而在城市塞了45分鐘的車而感到好累。想做一個好人，但做好人好累。噢。所以祂不是人，而是神。

　神也在教堂的新春聚會上給了阿蓮一架智慧型手機。這架手機，可以讓阿蓮上網看到，什麼地方有物資派送，政府的援助金該如何領取。不是政府不幫，而是資訊多如野地荒草，抵達資源的途徑太難。哈茲一說，才又恍然大悟。

　匆匆一別，阿蓮往車站走去時，哈茲和我都沒有去送她。我們轉過身又做別的事，好似，總有更重要的事等在後頭。也許，我們只是想假藉那其他事，來短暫逃避──自己是無法完成送別的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