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6 黃瑞彬

台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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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報系資料照)

 民國8年的五四運動,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大纛,如今對兩岸有著不同的歷史意義;大陸的科學進展直逼美國,民主尚且發展中,台灣的民主與科學是以美國為模板,卻有「異化」為民粹的疑慮,科學則有發展不均與受制於政治的情形。現在台灣的處境,可以說是民主受到侵蝕,科學逐漸失語。

 在民主方面,2025年的年度代表字「罷」反映的是「大罷免」對社會信任的衝擊。這場以民主為名的執政少數罷免在野多數的無差別罷免行動,不僅加劇社會撕裂,也讓制度工具逐漸被動員邏輯所取代,勢必在民主發展史上留下爭議的一頁。

 至於科學,其權威亦在公共討論中被不斷稀釋。「馬鈴薯之亂」中龍葵鹼議題的政治化表述,從「發芽馬鈴薯一顆不能吃」到「開直播吃發芽馬鈴薯」,可見科學標準在政治立場中被扭曲。在能源政策上由反核到重新評估核能的急遽轉向,與以水庫承擔發電功能而犧牲水資源的巨大爭議中,都顯示科學判準在政策中並未穩固,與政治立場扭曲科學事實的社會現象。

 此外,高德地圖因能精準預測台灣紅綠燈秒數而下載量暴增,本為科學的精準呈現,卻引發部分人士的政治恐慌。這樣的現象頗具象徵性:台灣一方面擁有世界級半導體實力,另一方面在面對外部科技發展時,既缺乏民主自信,與欠缺科學的實證態度。

 由此可見,問題不僅在制度或政策層面,更在於對民主與科學精神本身的理解正在鬆動。

 五四所象徵的民主與科學精神,仍是台灣尚未完成的課題。

 以今日台灣而言,我們與百年前五四人物所展現的精神,仍有距離。若五四精神仍具意義,關鍵便不在紀念,而在實踐。台灣若要回應當前困境,至少可從幾個方向著手。

 其一,重建民主的制度節制與公民倫理。民主不僅是動員與表決,更需自我約束與理性基礎;公民教育亦應回到理性討論,而非情緒動員。

 其二,強化科學在政策中的制度地位。無論食品安全、公共衛生或能源決策,都應建立跨部會且具獨立性的專業審議機制,使科學證據成為決策基礎。

 其三,在科技競爭中培養理性自信。面對大陸的科技發展,既無須過度恐慌,也不宜意識形態化地排拒,而應以開放與實證的態度理解其內涵。

 其四,重新在教育中理解五四。五四不只是歷史事件,而是一種方法:懷疑權威、追求真理、強調個體責任。唯有如此,民主與科學才不致淪為口號。

 當「德先生」與「賽先生」不同步時,社會終將失衡。回望五四,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確認我們是否仍走在那條尚未完成的道路上。(作者為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