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只剩「政治正確」的言論自由

　4月7日被定為言論自由日，是為了紀念鄭南榕以生命捍衛言論自由的精神。然而，當紀念活動逐漸制度化、儀式化，我們也不得不追問：我們究竟是在紀念「言論自由」，還是在選擇性地詮釋一段歷史？

　針對言論自由日，前總統陳水扁提到如今的紀念活動多半止於「言論自由日」，卻不敢觸碰鄭南榕的台灣獨立信念，但此描述與當今潮流並不完全符合。從執政黨官方舉辦講座，到各界人士發言，不難看出，言論自由與台灣主權之間的連結，時常被視為不可分割的兩大核心。例如鄭南榕之女鄭竹梅便指出，其父親相信，唯有台灣維持主權獨立，言論自由才有存在的空間。過去就有人稱鄭南榕為「台灣建國烈士」或者是「台灣獨立建國之父」，本次也有政治人物宣傳「我是xxx，我主張台灣獨立」。

　台灣建國烈士的稱號可能使鄭南榕象徵意義逐漸單一化，從而弱化了他原本所追求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媒體的催化之下，言論自由日的意義已經漸漸過渡到台灣主權的信念議題。

　近年來，媒體與言論空間的爭議層出不窮，如中天新聞台未獲換照而關台，引發社會對於媒體的討論；反滲透法在實務上的適用，也常被質疑是否過於寬泛，更有不少持不同政策立場者，其言論被簡化為「中共同路人」或「認知作戰」的一環，這樣的標籤化操作，無疑壓縮了理性辯論的空間。

　當我們在國內強調言論自由的價值時，在國際關係中卻往往需要權衡現實利益與政治壓力。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說「自由不是免費」，更顯示出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並承擔後果的選擇。

　因此，言論自由不應僅停留在紀念性的活動之中，課本上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要求我們在面對不同意見時，仍然選擇包容與保護，在當代社會中，打壓言論的方式不再是過去那種直接的查禁，而是轉化為標籤化、邊緣化，甚至透過輿論壓力讓特定聲音自我噤聲。

　世界上確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達到絕對的言論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因此降低對自由的要求與維護。鄭南榕在獄中日記引用杜甫名句「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其身後的評價與詮釋或許終將多元分歧。然而不變的是：言論自由的核心，不在於我們是否同意某種主張，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讓所有主張都有被表達與辯論的空間，這些是再多的紀念活動都比不上的核心價值。（作者為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