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聖手 蔡昕霖守護病童最後一刻

　「全台最小的腎臟移植」、「體重相差最大的腎臟移植」、「分肝種腎」等，許多全台第一例移植手術，全都是台北榮總外科部兒童外科主任蔡昕霖的成績，坐擁肝、腎、活體肝、小腸等四張移植證照，也是全台移植證照最多的醫師，「不是為了追求數字，是為了確保我的病童，疾病走到末期的時候，最後一刻都還有武器可用」！

　從醫近30年，蔡昕霖直言，許多疾病到了最末端、最終極的治療武器，就只剩下移植一途，而台灣做小兒外科的醫師已非常少，兒童移植更是罕見，「有的孩子一出生沒有肛門、沒有食道，甚至沒有膀胱，我們要幫他做一個出來」。孩子的一生都將依賴這個「被創造出來的器官」，他形容：「全世界沒有任何產品需要保固一輩子，但我們必須這麼做。」小兒外科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尤其很多先天異常的病例，一輩子可能只遇到一次，甚至只在教科書看過。

　蔡昕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先天沒有膀胱的妹妹，因為無法儲存尿液，小便會不斷流出，12歲之前每天都只能包尿布，造成腎臟反覆感染，導致腎臟衰竭，但「全世界都找不到類似案例，連文獻都查不到」。他只好自己發想，最後決定同時進行腎臟移植外，更利用腸子為妹妹做出一顆膀胱，由於手術極度複雜且從未做過，他形容這場手術如同籃球「最後一秒出手」，只許成功，而且沒有退路，最後讓妹妹重獲新生。

　另一名來自屏東的吳小妹妹，也讓他至今難忘。孩子因雙側腎臟腫瘤切除後，需長期洗腎。第一次排到移植時，肚子打開，才發現腹腔血管嚴重萎縮，一條能用的血管都沒有，但影像檢查並沒看到此問題，「當下我只能放棄，先把器官轉給其他病人，不能浪費」。

　手術終止後，蔡昕霖當下非常生氣也很自責，「那一個禮拜我幾乎都在想這件事，還有什麼辦法可行，妹妹繼續洗腎一定會死掉」。他重新思考解法，靈光乍現般想到從肝臟中找到一條血管，如同「拉延長線」插電器的概念，終於在第二年成功完成移植。

　蔡昕霖說，醫療不是英雄主義，「我不能保證成功，但我會把所有可能性講清楚，讓家屬決定要不要一起承擔風險」。在小兒外科，溝通往往比手術更困難，「對父母來說，迎接新生命卻被告知有先天異常，那種打擊比自己生病更殘酷」。加上照顧壓力、經濟負擔，甚至家族間的意見分歧，都讓醫療決策更加複雜。

　移植手術本身的強度，更非常人所能想像。一台器官移植動輒10至12小時，複雜個案甚至超過24小時，「以前人力不足，我曾經一個禮拜沒回家，就睡在病人旁邊」。他苦笑說，都這麼資深了，一年365天，還是得值一半的天數，這樣的工作節奏，也讓如今的年輕醫師卻步。

　這份責任，甚至是雙份的！由於太太張瑞文同為兒科醫師，專長腎臟與免疫治療，負責術後照護，「很多成功，其實是她在後面撐住的」。他坦言，夫妻常常同時在醫院，一個開刀、一個顧病人，「爸爸、媽媽常常不在家」對他們的孩子幾乎是家常便飯。

　「孩子從小就很獨立，知道爸爸媽媽在做什麼」，雖然缺席不少成長時刻，但親子關係依然緊密，讓他感到欣慰。即使辛苦，蔡昕霖從未動過離開崗位的念頭，「選擇了，就要盡心盡力，做到最後一刻」。只希望每個孩子萬一面臨需要外科醫師的時候，都還有人守在最後一線；對他而言，就是一個小兒外科醫師對孩子們的承諾與初衷。